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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区域转移与国运兴衰 中国运河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丰富而传奇的伟大项目，足以让中国人民赞美。我们不仅对感觉的影响和物质形态的满足，而且对物质形态的满足。最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故事，其中蕴含着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地理的许多历史和文化现象和形象，反映了历史和时间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运河是我们深刻认识、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运河沟通了南北交通,大大弥补了中国河流多是东西流向的天然不足,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在中国封建时代,运河的作用主要是政治性的,它维系着封建王朝的政治大厦,成为其一刻不可离开的生命线,这在隋唐以后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运河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系可以从其与国都的流布转移关系问题上得到充分的说明。一方面运河通过漕运富庶之地的粮食货物以满足国都的各种庞大消费,支援国都的经济,保证政治中枢无后顾之忧,从而有效施政;另一方面,国都的流转迁移也直接影响着运河的分布、走向及其发展态势。国都是全国神经集注之地,也是全国政治中心之所在,因而运河与国都的关系也就是运河与全国政治中心的关系。 一、 汉初秦、汉初、南北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多元共存 自夏王朝以来的4 000多年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了许多王朝和政权,而每一个王朝或政权的都城都是一个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这些都城地域分布广泛,数量庞大,有数百个之多。兹将影响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统一王朝和几个割据时代都城的分布转移作一动态分析,据此可以窥知古代政治中心流布变迁之一般情形。夏商周三代的都城曾频繁迁徙。夏从禹起,先后迁都有13次;商人迁都,前后合计亦13次;周人起自关中,后徙至成周,共计8次。三代虽然屡次迁都,但都集中在三河及关中,也就是黄河流域地区。这是由于三河之地一则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二则地理环境等条件优越,经济最先发展起来。可见早期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在经济富庶的关东地区。后来周人在关中地区崛起,定都沣、镐,揭开了在关中建都的序幕。建都关中,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中地处西方,殷商处关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周灭商意味着西方的奋起和强大,这是西方的伟大胜利。西周建都关中,也说明政治中心从东方转移至西方,从而为之后的建都关中执其先鞭。这一时期政治中心变化的基本特点是:从地域空间格局看,呈现出由东向西发展的趋势;从经济基础条件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而为一。东周时代诸国林立,纷争不已,政治中心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其背后的基础当然是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是西方对东方的胜利。秦奠都咸阳,结束了东周以来的多元政治格局,政治文化中心又回到了关中。而最耐人寻味的是楚汉战争后刘邦建都关中。亡秦者楚也,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确为事实。而核诸实际,汉的建立也是楚人在政治上的伟大胜利。司马迁将秦楚汉初之际急剧变动的历史形势高度概括为“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其实“三嬗皆楚”,“虽然胜利了的新朝并不称楚,而称为汉”。 既然汉的建立是楚人的胜利,那么为什么汉没有最终在楚地或关东建都,而是仍到秦故地关中建都呢?这主要是和关中独特的政治军事地位有关。这在史籍中有十分精彩而恰当的分析:“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卷99“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卷99与关东及楚越之地相比,可以说关中在政治地位和战略地位上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建都关中,“是一种基于当时的区域格局所做的高超的空间权衡”,“是着眼全国做出的理智判断”。 秦和西汉建都关中,主要借重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独特价值,而不是迁就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河济之地。而东汉建都洛阳,既与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家有关,更与关中地区越来越困难的粮食供应有关。由长安到洛阳,亦即从关中到关东,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意味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这种转移是在东西方向的轴线上由西向东进行的。 汉末纷争导致出现了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西南和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成都、南京与北方的洛阳成为三个同时并存的政治中心。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东西政治格局开始动摇的前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东西政治格局向南北政治格局的一种过渡。西晋建都洛阳,在短暂的统一之后,便进入了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时代。从总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多元并存,大致有3个层次的关系组合:一是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南北对立关系;二是南朝与东魏北齐、西魏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