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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中的人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文和张爱玲是很少有两名关注“人”的作家。人性,正是沈和张小说中最为赫然的主题,这使他们在作品深层内涵上取得了契合和一致性。然而,作为两个出身环境、成长背景、个性气质、人生追求等各方面皆有差异的个体,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和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一、 人性的人性之美 考察沈从文和张爱玲对人性的认识,首先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看到他们早年生活中对人性阴暗面的体验和把握。正如心理学所揭示的,一个人幼时的经历对于其人生观的形成总是至关重要的。沈从文在九岁刚刚开始知道人生时,看到的是持续一个多月的残酷杀戮,这带给他幼小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幼时的疑问存在心里,找不到答案,而逐渐长大的沈从文在家道中落至衰败的过程中又体验到更多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身份和地位的落差带给其心灵的伤痛是不难想象的,在承受着屈辱、孤独、自卑之外,也使他对人性的阴暗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张爱玲成长的贵族家庭是没落而畸形的,父亲的刻毒、继母的虐待、母亲的自私与冷漠给她心灵带来的伤痛同样刻骨铭心,显赫的家世式微于乱世特有的萧瑟、寥落或许已让善感的张爱玲懵懵懂懂地感知了人生的某些真相,而这个颓败的大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复杂而无谓的争斗更让她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冷漠与残酷。荒寒无爱的家庭生活让张爱玲无所依傍,感觉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因此,虽然沈从文和张爱玲所走过的路是不同的,但是对人性阴暗面的切身体验所带来的生命孤独感,却是两人共有的。 沈从文不止一次地申诉过自己的孤独,他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和理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来的”。孤独之于沈从文,不仅是一种心理真实,同时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在孤独中他体味着生命的意义,怀疑和否定着现实的荒谬,洞穿了生命的欠然。在亲眼目睹了成百上千次愚蠢的杀戮和无意义的死亡之后,终于对人生怀了一种深深的悲悯感。沈从文的悲悯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作品中总是弥漫着它的影子。我们仔细阅读会发现,沈几乎所有出名的篇什都是冷的,要么是爱而不得,要么是得到后反而更加失落,在看似牧歌的抒情笔调之后,隐含着人性无可回避的忧伤。 张爱玲一生为人性情孤僻,似乎很愿意陶然于自己的小世界里,与孤独相伴,“荒凉”、“苍凉”是她作品中最喜欢用的词。生命的荒寂感一直潜隐于她的下意识深处,成为无法抹去的思想背景,影响着她小说的基调。在张的笔下,一个个人物的灵魂都孤苦无告,生命总是在阴暗破败的人生底色里苦苦挣扎。看似热闹繁华的场景背后,难掩本质的荒寒。对于生命存在的这种深刻体认使得张有了悲悯和谅解,在“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之后,“如果原先有憎恶之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虽然沈从文和张爱玲都有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刻体验,对于生命的悲悯感认同上也趋于一致,但是,沈和张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出身环境、所受教育、生活背景及文化背景都完全相异,这必然会影响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具体感受,因此,对于人性的认识和把握也显现出了不同的内涵。 沈和张都出身于没落的大家庭,但是沈从文生活所在地是山明水秀的湖南凤凰,民风淳朴,山光水色的自然之美和普通人生活的斑斓色彩熏陶着他,使他从小就对世间万物充满了爱。“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他的生命中占了很重的分量。乡下人正直善良、淳朴优美的品性深深地感动着他,使他看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这种美好,与他所看到的人性阴暗面两相对照,对他认识人性的本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因此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基调,一方面是对人性美的追求,对乡下人自然健康生命形式的赞美,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人性残酷、愚昧等阴暗面的批判。 张爱玲长期生活于殖民气息浓厚的上海租界,作为一个为历史所遗弃的昔日豪门巨族的后裔,她总是以一种没落贵族孤芳自赏的心态与时代刻意保持着距离。无爱的家庭生活给她造成的心理伤痛与她非凡的感悟能力相结合,使得她对人性的洞悉敏锐甚而至于偏执。在张的观念中,人性中遍布的是虚伪与嫉妒,人性的本质是自私与冷漠。对人性的否定性把握凝成了其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但是她并不是颓废的,悲剧生命观赋予张的不是厌世,而是对人间生活几近狂热的爱恋。她对于世俗生活的一切琐碎都表现出无比浓厚的兴趣,以“执着现世”的方式来超越生命的悲剧性,在平淡的日常琐碎中发掘生活本真的况味。因而张的作品总是写尽繁华背后的荒凉,在底色暗淡的人生图景中表现人性的挣扎。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由于对人性的认识和体验的不同,沈从文和张爱玲作为两个同样对人性主题深切关注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作出了不同的文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