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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水污染事故生态损害责任研究 一、 “顶破天”罚款 根据《中国环境报告》第24条，2007年1月，国家环境总局已书面通知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吉林金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石化公司），并已收到处理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决定。根据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第43条。1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硝基苯精馏塔爆炸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行政处理至此初步告一段落。 由于受《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43条“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53条规定处以罚款的, 按照下列规定执行:……(二)2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按照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 但是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规定的限制。客观地说, 本次对责任人吉林石化分公司处以100万元的行政罚款已属“顶破天”了。然而, “正是由于法定罚款上限低, 不足以制裁、震慑和遏制环境违法, 致使许多企业宁愿选择违法排污并缴纳罚款, 导致恶意偷排、故意不正常运转污染防治设施、长期超标排放等持续性环境违法行为大量存在, 严重损害了环境法制的应有威严。”2难怪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也曾感慨:“现有环保法律、法规偏软;对违法企业处罚额度过低。”3的确, 对于年产值数以10亿元计的吉林石化分公司而言, 区区百万元罚款不过是九牛一毛。4最严厉的罚款都难以威慑一个资金实力超强的潜在的环境违法责任人摒弃通过选择环境违法、交纳低额罚款来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的纯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模式, 本应通过该次“顶破天”罚款的适用而起到的处罚责任人、震慑潜在违法行为人, 而如今彰显法律威严的正义号角却无情地沦落为纵容违法、“鼓励”违法的负面示范, 此等法律尴尬必须尽快改变! 针对松花江水污染事故“顶破天”罚款面临的法律尴尬, 实务界专家曾提出实行按日计罚的解决对策。5笔者认为, 要真正使得法律能对潜在的环境违法行为人起到“一次违法, 永无翻身之日”的威慑力, 提高现行法的罚款最高限额或采取按日计罚仍难以最终凑效。因为, 再高的罚款上限或按日计罚均可能不及责任人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数额之巨,6从而使得违法者从中获利, “顶破天”罚款的尴尬必将重演。 对此, 笔者主张综合发挥行政法、民法和环境法的制度功能;让行政处罚的高效性来弥补民事赔偿诉讼的冗长性, 让环境侵权民事赔偿责任和生态损害填补责任的补偿性来弥补罚款责任的不足额性。三者并行不悖, 相辅相成, 环境保护行政机关所作出的罚款行政处罚将使责任人的违法获益应急性、附加性的减少, 受害人提起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和法定主体7提起的生态损害填补诉讼将使得责任人的违法获益事后性、均衡性的减少, 从而运用法律来救济和衡平利益的暂时失衡、防范生态环境危害行为的发生。如果能够照此构筑起一道足以震慑潜在的生态环境危害行为人的正义的长城, 法律必能破灭行为人通过违法获利的精于算计的幻想。 二、 种不同生态损害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 生态环境危害行为可能使民事主体蒙受环境侵权损害, 也可能使生态环境本身遭受损害, 如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生态系统功能的非自然退化等。前一类损害必然以生态环境为媒介, 并表现为民事主体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或精神损害, 而后一类损害则直接指向生态环境本身。这两类损害可能同时发生, 也可能仅出现后一类损害而尚未造成前一类损害。 我国传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主要着眼于对因生态环境危害行为而导致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救济, 从本质上分析, 其仍然属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法的范畴。然而, 环境污染突发事件或累积性的生态破坏行为均可能导致生态环境本身物理、化学或生物功能的严重不利变化, 逆转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利变化必须依赖于人工措施的介入, 例如损害评估措施、损害产生或扩大的防范措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等。通过建立法律责任机制让责任人负担上述措施的费用, 并用该项新的法律责任制度威慑潜在的生态环境危害行为人采取必要措施提高其行为的生态环境安全性, 以避免承担生态损害填补责任, 这就是建立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度的主要功能目标。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随着那些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背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给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恶果的不断累积,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将更为频繁、更为惨重地发生。8在吉林石化爆炸事故发生后, 北大法学院汪劲教授等学者曾试图代表松花江起诉中石油, 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100亿元人民币用于设立松花江流域污染治理基金, 以恢复松花江流域的生态平衡, 保障鲟鳇鱼的生存权利、松花江和太阳岛的环境清洁的权利以及自然人原告旅游、欣赏美景和美好想象的权利。很明显, 不同于传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请, 这一诉讼请求是就生态利益、景观欣赏等生态环境权益被侵害而提出的, 其中包括了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请求。虽然, 法院最终没有予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