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奠基时期.docxVIP

PAGE PAGE 1 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奠基时期 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265─959年）时期，祖国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的进展不大，而主要是医疗实践经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对疾病的认识、方剂的创制、药物及其功效的新发现等方面有较大进步，促进了学科的分化及其发展，从而使耳鼻咽喉科初具规模，为尔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五官专科化的形成 春秋末，扁鹊作为最早出现的五官科专科医生和《内经》有关五官科的基本理论，为五官科专科化提供了沿革和理论上的准备。汉代以后，临床医疗经验的积累，使得各科疾病病证名迅速增多，治疗方法逐渐丰富，出现了大量的方书。如《隋书经藉志》所载医书3953卷，其中医方类占94%弱。由此产生了著述中的医方归类方法及著述中的五官专科化。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和葛洪《肘后备急方》最早将眼耳鼻咽喉口齿等五官科病证内容作专卷论述。至隋代，有甘浚之《甘氏疗耳眼方》十卷，惜书已早佚，无从窥及其内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将眼、耳、鼻、口齿、咽喉各分专卷论述，同时将小儿五官科病证亦分专卷论述，为世界上最早的小儿五官科专科全书。所有这些，为五官科专科化的形成准备了基本条件。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达和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终于使五官科专科化得以实现。公元624年，唐政府所设太医署，掌管医学教育，学生分为医、针灸、按摩、咒禁四科，其中医科又分为体疗（内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科（五官科）、角法等五个专业。耳目口齿科专业，每届学习四年，学生两人。五官科学教育的专科化，是五官科学，也是耳鼻咽喉科学历史上的里程碑。公元625年，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把五官病证冠称七窍病，并以专卷的形式，完全独立地介绍了五官科病证及其经验积累，内容之丰富堪称空前。可见唐代的耳鼻咽喉科已初具规模。 二、病证认识的进步 两晋至隋唐时代，对耳鼻咽喉科疾病的认识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都有很大进步。隋代巢氏《诸病源候论》是我国最早的病理学专著。全书列症67门1729种病候，其中耳鼻咽喉病候130多种，病证30多种。其对病因病理的认识以《内经》理论为基础，对后世耳鼻咽喉科发展颇具影响。如第29卷耳疼痛候说：“凡患耳中策策痛者皆是风入于肾之经也。不治，流入肾，则卒然变脊强背直，成痉也。若因痛而肿生痈疮，脓溃邪气歇，则不成痉”。提出了耳中痛不治则有可能成痉的危险，即后世所谓黄耳伤寒；所指耳痛而生痈疮，脓溃邪气歇则不成痉者，多为脓耳或耳疔（化脓性中耳炎或外耳道疖）。说明当时对病证的观察十分细致。在尸咽候中说：“尸咽者，谓腹内尸虫上食人喉咽生疮，其状或痒或痛，如甘匿之候。”这可能是指咽部结核。在第30卷中，对喉痹最早从咽喉危重症认识，并提出了“马喉痹”之名，开了后世关于喉痹分类的先河。又如《备急千金要方》对耳鸣耳聋的病候分类，在《诸病源候论》分为耳聋、劳聋、耳风聋、久聋、耳鸣等候的基础上，增加了气聋、毒聋、耳聋有脓、耳聋干耵聍不出等病候，说明了对耳聋病因病机认识的全面性又有进一步发展。王冰在注释《素问》时，增补了六篇大论，在《至真要大论篇》中，提出了“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认识，对后世关于眩晕、耳眩晕病机证治认识影响颇大。 三、治疗方面的进步 这一时期在耳鼻咽喉科诊疗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外治方法的丰富多采，以及对内治专科用药选择、针灸疗法常用穴位选择方面的进步。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针灸穴位，充实和发展了针灸学在耳鼻咽喉科的内容。如在第20卷中论耳鼻咽喉病针灸疗法的用穴达64个之多。葛洪《肘后备急方》首次记载了耳道、气道、食道异物及多种处理方法，在当时，不仅具有科学性，也具有先进性。《诸病源候论》大量记载了耳鼻咽喉科导引法，后世历代医家常为引用。唐代耳鼻咽喉科疾病临床经验的积累则更为丰富，如《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有大量关于耳鼻咽喉科疾病内治、外治、针灸、砭法、导引、食疗等方法，尤以外治为多。如外治剂型与给药方式均有多种。特别是对脓耳的外治认为要先用纸拭净脓液再外用药，并首载乳蛾烙法，对耳鼻咽喉病证的针灸用穴达到130多个。在药物方面，唐政府组织编纂的《新修本草》在《千金翼方》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丰富了耳鼻咽喉科病证通用药物，列录喉痹痛、鲠、鼻衄、耳聋、鼻息肉、声音嘶哑等症之通用药共48味。王涛《外台秘要》关于耳鼻咽喉科的内容更加丰富，收方300多首，其中耳科110多首，鼻科近50首，咽喉科150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