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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儒家美学思想的内在视野 历代儒家都追求实现“内外圣人”的理想，也是学习的最高目的，尽管他们相互回避、相互重视。求解“内圣”之道与功夫,就有心性儒学之方向;求解“外王”之道与功夫,就有政治儒学之方向,儒学即“内圣外王”之学,儒家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开启并标示出儒家的生存世界与理想意愿,因此是恰当理解儒家思想言述的内在视野。儒家对审美生活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儒家美学的精神逻辑与话语建构,即展开于“内圣外王”的生存世界,而旨在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意愿。 一 内圣境界:内圣与他人的感通 就话语建构的源初动力而言,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术是对宗周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即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文化秩序,通过制度的重建与文化的更新,实现礼乐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其实质是维护与重塑礼乐文化的整合性。这也就构成了儒家的事业与生活,决定了儒学的性格与志趣——“儒学不是某种专家之业,不是某种知识系统和论说架构,它所强调的是躬行践履,知行合一”1,遂与专事祈禳卜筮相礼之“小人儒”殊途,而“君子儒”的志业担当即《大学》所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即内圣的功夫,“亲民”即外王的事业,“止于至善”则是理想的实现与完成。2 内圣是要实现“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3,是要通过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把自己内在所有的明德阐发出来,因而是朝向并努力成为圣人的境界论,而非知识论。在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具有根本性意义,是德性之本与德行之全。这不仅因为《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意谓“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4,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一旦为人而不仁,则不仅失去做人资格,文化对其亦不能发生意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更重要的是,仁是贯通天、地、人的根本德性,“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而“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5,是宇宙生命创造精神、生命的潜能与种子,“是天(终极信念)、地(自然生态)、人(社会与他人)、我(内在自我意识与情感)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6,故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7。既然如此,内圣的“明明德”就并非通过知识程序将外在规则内化为心灵模式,而只不过是“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8,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内圣因此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体现为人性与天道相贯通,它是内向性的打开,却又同时具有开放的超越性。 作为精神情态,内圣境界是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直觉体认,是天人合德的精神意向,在此意向中,“个体心态感到自身完满无缺,与天地宇宙相通,因而生机畅然。德感不仅内在地规定了自足无待于外的精神意向,而且规定了生命体自显的求乐意向。健动不息的生命力无需再有外在的目的、对象和根据,自身的显发就可以获得恬然自得、盎然机趣的生命流行之乐,其最高境界就是陶然忘机的生命沉醉,所谓酣畅饱满的生命活力的尽情尽兴”9。作为仁的充分实现,内圣境界无疑是道德的至善境界,但同时,人们也有理由认定“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也就是美的最高境界”10。这固然是因为中国传统始终将心灵作为整体来把握,从不费神区分道德与审美的知识领域,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儒家的道德观是一种“强调德性的道德观”,“道德实践是追求美满的人生的一种不能间断的活动”11,德性的道德修养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这就使道德经验与审美经验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即由万物一体相通的自由想象而获得的对于本然存在的真实(诚)体验,是对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日常状态而言的恍若自失而后自得的一种高峰体验。与之相伴随的极度快乐乃是不假外求、不需旁索的自得之乐,“是乐的本身,无关心无目的,无任何利害纠葛,是纯粹的精神之乐,绝对的自由之乐”。12 不仅如此,“内圣”作为心灵境界乃是原发性、意向性的意义机制,决定着世界意义的敞开、人生价值的实现,所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13。它又具有生成性与境遇性,与物化生,随物赋形,在人生的各个瞬间与情境中凝定成型。由于“仁”的感通性——这也就意味着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通过与天地万物的感通、与他人心灵的感通,内圣境界显发于自然境遇,就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偶成》)之欣然领悟,而生“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之乐;显发于历史境遇,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济世情怀,而能做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显发于日常生活境遇,就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而“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孟子·尽心上》),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