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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德育使命的历史流变 学校的道德教育使命是对道德教育主体价值的追求，其本质上基于道德教育的功能和道德教育任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面临不同的时代诉求, 学校德育使命有着不尽相同的具体表现。然而, “德育使命”并不是德育专著或论文中直接探讨的高频词汇, 其相关言说散见于对德育目标、德育任务、德育内容等的论述之中。20世纪末期以来, 中国德育研究者的使命意识不断觉醒, 从不同侧面与角度对德育的使命进行了探讨, 但基本遵循了“学校德育的XX使命 (如文化使命、精神使命等) ”及“XX时代或XX背景下 (如网络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等) 的德育使命”的言说逻辑。总之, 学校德育使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显性问题, 但学理层面的系统研究依旧十分匮乏, 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国学校德育使命演变的历史进程, 为当代中国学校德育使命的确立提供历史根源。 一、 “内圣外王”与中国德育思想 “内圣外王”一词首现于道家经典著作《庄子·天下篇》中, 虽非儒家首创, 却历来被视为对儒家理想人格的经典概括。如:梁启超认为, “儒家哲学……其学问最高目的, 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牟宗三认为儒学是“内圣外王本末一贯之道”。自先秦儒家以来, 中国德育思想与德育活动两千多年有据可考的历史中, 作为德育目的的理想人格历来受到广大教育家的关注。从古代的“君子”、“兼士”, 到近代的“新民”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公民”, 中国学校德育的理想人格几经变迁, 却始终没有走出“内圣外王”的话语体系。“内圣外王”一词凝结了儒家经典的理想人格, 它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时期, 对学校德育提出了内修道德的“内圣”要求与外统王道的“外王”要求。然而, 这两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德育史中从来都不是并驾齐驱的, 在儒家经典著作中更体现为一种“由内圣而外王”的价值取向。在“内圣外王”高扬的时期, 一脉相承的是对个人内在道德修养近乎完美的要求 (即“内圣”的要求) , 而“外王”的要求只是在理想人格达到“内圣”之时所自然具有的一种品质与能力。“内圣”较“外王”具有一种逻辑的优先性, “外王”较“内圣”具有一种天然的从属性。当“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遭遇吊诡, “内圣”与“外王”之间原先那种逻辑的优先性与天然的从属性遭到质疑, 人们开始趋于作出一种不同于以往优先性的选择, 出现了“内圣成德”与“外王事功”之间的不断抗衡。 (一) “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虽然儒、道、墨、法等各家均对其理想人格作出了不同的阐释, 有“圣人 (或君子) ”、“真人”、“兼士”、“能法之士”等不同的指称, 但均是从“内圣”与“外王”这两个层面对理想人格作出了基本规定。“内圣外王”所高扬的是一种大爱与至善, 一个真正践行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人, 身上必然带有某种“圣性”的特征, 是世俗社会所难以实现的。然而, “内圣外王”这一理想人格却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它依托于人们心目中某种原型形态, 如“以伏羲、神农、黄帝等为代表的开物成务者;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为代表的圣君贤相;以孔子、孟子、朱熹等为代表的传道布教者”显然, 这一理想人格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甚至空想主义色彩) , 远远高于人们所生活的世俗世界。中国古代的学校德育, 是一个“内圣外王”高扬的时期, 体现了诸子百家对理想人格的神圣追求。 孔子关于“圣人”和“君子”形象的设计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其中, “圣人”居于最高层次, “君子”居于较低的层次, 也是更为现实的层次, 孔子更多的是在“君子”这一层面对理想人格展开阐述的。孔子强调君子应该具备“知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 三方面的修养要求, 具有“仁、知、信、直、勇、刚”六种道德品质, 其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准则。除此之外, 孔子对君子的言行举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孔子学说中的“君子”至少具备“修己”与“安人”两个层面的要求, 这恰恰与“内圣外王”之道所契合。道家从“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出发, 确立了“真人”的理想人格。道家强调, 要保持人的真朴之本性, “无所甚亲, 无所甚疏, 抱德炀和, 以顺天下” (《庄子·徐无鬼》) 。具体而言, 应符合“无情、无己、不以天助人”的标准。由此可见, 道家所提倡的“真人”的理想人格尤其重“内圣”之道, 处处彰显着出世之精神。墨家由“兼相爱, 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出发, 将理想人格设立为“兼士”或“贤士”, 以区别于儒家“爱有差等”的“别士”。墨家认为, “别士”是儒家“爱有差等”的结果, 其所谓的“爱人”是建立在亲疏有别、厚薄有分的基础上的。“兼士”奉行的则是先人后己的原则, 视爱人、利人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人我一体, 不分彼此, 具有爱一切人、利一切人的精神。在墨家的道德思想中, “兼爱”与“交利”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