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的心路历程中国古代的终极关怀读《天人·人际·身心》.docxVIP

新儒家的心路历程中国古代的终极关怀读《天人·人际·身心》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最后一种关注中国古代的观点是新儒学，活跃在香港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学。一九五八年初,香港的《民主评论》特载了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著名学者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是一份足以代表当代新儒家根本精神方向的纲领性文献。《宣言》批评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流行看法,即中国文化,是注意人与人间的伦理道德,只求现实人际关系的调整,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因而以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感,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是一些外表的行为规范的条文,缺乏内心精神生活上的根据。《宣言》指出,在中国,宗教性的感情及宗教精神,因与其所重的伦理道德同来源于一本之文化,因而是合一而不可分的。肯定了儒家的宗教性和超越性问题,认为在儒家的“心性”之学里可以发现“超越”与“本体”的观念,这种信仰存在于儒家与宋明理学的核心,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本心,亦是中国思想中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是“中国文化神髓之所在。”通过对儒家心性之学的阐述,《宣言》认为在儒学的架构中,“性”是内在超越的理念,与“天”或“天道”之外在超越的理念完全连结在一起,同时作为内在超越的“性”乃是“天”之所赋,这是儒家的中心信仰。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即在孔孟老庄思想中之天之意义虽各不同,但不能否认他们所说天之观念之所指,初为超越现实的个人自我与现实之人与人关系的”,亦即是意义与价值的终极根源。由于“性”由“天”赋,这便构成了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即“天人合一”,也就是宋明儒所谓的“性理即天理”,“人心即天心”,而这体现在每个人的道德伦理的实践方面,亦即道德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内在的本性,分享了作为终极实在的“天”或“天道”。《宣言》发表后,当代新儒家的大师各有进一步的阐述,如唐君毅从存在的境界来阐发中国的人文精神,徐复观先生提出儒家起源于“忧患意识”,而以牟宗三先生的阐述最为详尽。 牟宗三先生指出,儒家的宗教性与别的宗教相比,确实是不太强,但那只是说明发展的方向不同,儒家宗教性的开展就在“天道落实于生命中”,因为依天人合一的理论,“性”直接参与天道,因而如何实现天道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性”的问题,而此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便是修身,因为修身是充实内在的真我,亦就是敬顺天命。在牟先生看来,宋明儒明确了“天道性命通为一”和“心性天为一”,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亦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与原理,即它所达到的不只是主观体证之境界,因为它同时亦能将其体证的本心仁体通出去而建立“道”的客观实在性。正是从儒家心、性、天合一之立场出发,通过对康德哲学的分疏,牟先生建立了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把康德的自由意志改造为儒家与天道通而为一的心性本体,并以此否定康德哲学中存在于自由意志之外作为宇宙存在之最高根据的上帝,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可以通过自强不息,日新其德的生命创造和自我超越达于天人合一的圆满境界,实现生命的无限意义。同时牟先生强调在儒学发展的第三期是“本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认为宋明儒虽对内圣层面有积极的讲习与浸润,而对外王层面无积极讨论,在宋明儒看来,只要正心诚意即可直达治国平天下,牟先生认为要实现外王必须转一个弯,建立一个政道,体制,而这种曲折是通过“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而完成的,即从德性主体转化为知性主体。” 到了当代新儒家的第三代,这一代学者一般都有很好的西方文化素养,因而亦更具有批判精神。他们一方面肯定儒家终极关怀在理想层面上的价值,又不遗余力地指出其现实的缺点,这可以刘述先先生为代表。他一方面通过对儒家的“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理一分殊”等重要观念的分疏,面对西方由于工业化和进入后现代社会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指出“内圣外王”“天人合一”是我们的终极关怀,认为“今日要体认人生的内在本具价值,要建立超越价值的道德原则,要在现实人生有所践履,传统儒家的内圣之学就不会丧失它的含义。”同时指出传统儒家的严重问题是过分强调道德伦理单向发展,以及如何来回应现代性问题上。通过对当代新儒家对中国古代终极关怀讨论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此问题讨论的一些特点:一是强烈的道德意识,这尤其体现在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大师身上。他们或以传统文化的代言人自居,或自认为是儒学的正统阐释者和宋明理学的卫护者。道统意识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们讨论中国古代终极关怀的广度。二是讨论多是集中于观念的疏解上,如对“天人合一”“天人同德”“内圣外王”等概念的内涵作了具体的阐发,而很少有对概念的发展演变作探讨,因而他们在对概念的阐发中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是当代新儒家对终极关怀的讨论极为重视宋明儒的心性之学,认为是终极关怀的极致,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与肯定。 大陆对于终极关怀的讨论起步较晚,在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天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