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易》学思想新探.docx

梁武帝萧衍《易》学思想新探 南校和北校之间的差异清楚地反映在易学风格的不同领域。南朝《易》学宗王弼, 北朝宗郑玄是学术界一般的看法。这种粗线条的描述并不能全面具体地体现南北朝复杂的思想状况。本文以萧衍易学思想为切入点, 力求展现南朝时期易学思想多元复杂的传布状况。 周弘正曾启梁武帝《周易》疑义五十条, 又请释《乾》《坤》、二《系》, 梁武帝诏答曰:“设《卦》观象, 事远文高, 作《系》表言, 辞深理奥, 东鲁绝编之思, 西伯幽忧之作, 事逾三古, 人更七圣, 自商瞿禀承, 子庸传授, 篇简湮没, 岁月辽远。田生表菑川之誉, 梁丘擅琅邪之学, 代郡范生, 山阳王氏, 人藏荆山之宝, 各尽玄言之趣, 说或去取, 意有详略。近搢绅之学, 咸有稽疑, 随答所问, 已具别解。知与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须释《乾坤》《文言》及二《系》, 万机小暇, 试当讨论。”1梁武帝言语当中对于王弼之学极为推崇, 而对梁丘之学也颇为看重。台湾学者黄庆萱以此认为梁武帝的师承家法就是“远祧梁丘, 近宗王氏”。2与其说梁武帝师承梁丘、王弼两家, 不如说此两家的思想更为梁武帝所重。在南朝时, 学者讲究“师心自任”, 师承家法不太为时所重。京房《易》、郑玄《易》等多家思想在萧衍的《易》学中都有所体现, 甚至佛教思想也影响了萧衍对于《易》的理解。而且不仅如此, 萧衍治《易》, 也多有自己的发明。萧衍的《易》学呈现出多种思想并存的特点。 一、 王僚的“易”学与“无” 萧衍的《易》学思想主要是宗于王弼。在大同三年, 梁武帝与朱异等人会见东魏来使李业兴时, 辩难经义, 期间梁武帝论及《周易》等问题时, 全部采用王弼玄学《易》的观点。 衍又问:“《乾卦》初称‘潜龙’, 二称‘见龙’, 至五‘飞龙’。初可名为虎。”问意小乖。业兴对:“学识肤浅, 不足仰酬。” 衍又问:“《易》曰太极, 是有无?”业兴对:“所传太极是有, 素不玄学, 何敢辄酬。”3 梁武帝的关于“乾卦”用“龙”还是“虎”的问题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 这是本于王弼注《周易》“得意忘象”的方法而提出的问题。王弼在《明象》一文中抨击了汉儒执著于象数, 甚至不惜穿凿以不韪经文文字的弊病。“是故触类可为其象, 合义可为其徵。义苟在健, 何必马乎?义苟在顺, 何必牛乎?爻苟在顺, 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 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 案文责卦, 有马无乾, 则伪说滋蔓, 难可纪矣。互体不足, 遂及卦变;变又不足, 推致五行。一失其原, 巧愈弥甚。从复或值, 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 意斯见矣。”4梁武帝问题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注释《周易》应不应该“得意忘象”, 而李业兴师从北朝大儒徐遵明, 习郑玄《易》, 治《易》路数正是言互体、五行以案文责卦。面对梁武帝的问题, 李业兴心中难免反对, 不过出于外交礼仪, 只能无奈说自己“学识肤浅。” 关于“太极”的问题, 更是值得深入的关注。对“太极”是“有”是“无”的不同理解是王弼玄学《易》与郑玄代表的象数《易》学最大的不同之处。王弼对于“太极”的解释, 保存在韩康伯的《系辞注》中:“演天地之数, 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 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 非数而数以之成, 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 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 必因于有。故常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4王弼主“太极”为“无”。而汉《易》都主“太极”为“有”。马融认为“北辰”即“太极”, 《易纬·乾凿度》认为“太极”是元气。郑玄认为“太极”是“极中之道, 淳和未分之气也”, 又注《乾坤凿度》“太易始著, 太极成, 太极成, 乾坤行”曰:“太易, 无也。太极, 有也。”萧衍向李业兴追问“太极是有是无”, 站在王弼《易》学的立场上, 自然主张“太极”是“无”。而李业兴习郑玄《易》学, 故答曰:“所传太极是有。” 在萧衍《周易大义》中, 就其释文来看, 学术风格也更近于王弼。例如《否》卦九五爻辞:“休否, 大人吉, 其亡其亡, 系于苞桑。” 萧衍释曰:“其亡系于苞桑, 斯则乾乾夕惕, 仅而后勉。”5苞桑之“苞”, 荀爽、陆绩、郑玄都作“包”, 而王弼作“苞”, 注云:“乃得固也。”4萧衍从王弼。 二、 神之妙—萧衍《天象论》中的太极观及体用观 梁武帝据王弼《易》与李业兴辩难经义, 固然是出于学术风格不同, 也不无在外交场合凸显南学优于北学的政治意识。因为就萧衍本人的“太极”观来看, 并不纯粹服膺王弼以“太极”为“无”的观点。 萧衍曾专门撰有《天象论》, 探讨天象问题。王弼《易》学关注人事, 从人类社会自身去探索命运之谜。萧衍的《天象论》主要吸收了汉代元气论的思想, 并且对于“太极”的认识, 他有着独特的观点。 “自古以来, 谈天者多矣, 皆不识天象, ……《系辞》云‘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元气己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