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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现代性的历史谱系 中国的教育现代性是在教育现代性和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背景下产生的。概言之,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中国教育文化的发展被卷入了世界现代性的潮流中。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及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西方新的学科及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进入了中国社会,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化知识构成状态,而且,也成为促进近代中国文化教育分类及引领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核心因素;另一方面,现代性不可能在封建教育母体内生长,从语文教育现代性产生看,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它从根本上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获得了自身解放的力量。当然,语文教育现代性的生成还与语文现代性密切相关,从晚清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汉字改革,到“五四”文学革命,语文现代性不仅为语文教育现代性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源和素材,而且,二者相伴相生,互相推动,交织在一起,从而加快了现代性的步伐。总之,语文教育现代性是在近代整个社会转型形势下发生的;同时,它又是文化知识及学科分化的结果。 一 近代语文教育转向学生的主体性 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语文教育现代性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在教育层面,启蒙的现代性和学生的主体性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在学科层面,审美的现代性和科学价值则是主导一个多世纪语文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把语文教育现代性分为两个层面阐述,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实质上,在教育过程中二者之间不可分割。 所谓启蒙的现代性,用韦伯的话说,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和西方社会通过对神圣的宗教世界的否定与批判,从而达到对世俗社会合法化及人性肯定与回归不同,在近代中国社会,现代性表现为“对封建主义的彻底解决”,在教育中崇尚民主、独立、平等、自由的价值。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教育中,语文教育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作为经学教育的一部分而存在,社会教化是它负载的最重要功能。所谓“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语文教育承担着沉重的封建伦理道德教化之责。在近代教育变革中,语文教育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从经学教育中分化出来,并在学校课程中获得了一席之地,随后,开始在学科内部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与反思,确立了人格独立、平等,个性自由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从清末新式教育的兴起,到民初取消读经科,确立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语文教育逐步摆脱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从注重封建经典教育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上,在培养目标上指向了具有独立人格及个性自由发展的人上。这一根本性变化,标志着语文教育进入一个“人的发现,个性的发现”时期。 从课程内容上看,在近代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变革主题下,特别是在进化论思潮的推动下,封建经典教育逐步被消解,那些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或具有民主、平等价值取向的儒家经典被重新阐述,或被赋予特殊价值。与此同时,一大批反映普通民众现实生活、关注儿童成长及发展的白话作品,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进入语文教科书,并逐渐构成了语文教育内容的主体。民主自由、劳工神圣、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等思想不仅解构了封建语文教育道德教化的主题,以丰富多样的主题揭示了启蒙的现代性的多重思想意蕴,使青年学生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寻找到了自身解放的力量,而且,打破了一直以来语文教育以“过去为取向”的封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关注个体的现实生活,不断朝向未来的开放的体系。近代语文教育的这种转向使语文教育获得了强烈的批判色彩和理性精神,并使语文教育中启蒙的现代性不断获得新的蕴含及批判的视角。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启蒙的现代性所蕴含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批判理性精神却一以贯之。 孟宪承在批判封建语文教育时曾经指出:“向来国文课只有教师的活动,没有学生的活动;只有教师的讲授,没有学生的学习,这实在是国文教学失败的总原因。”他又强调说:“现代教学的精神,根本上的要生徒活动,生徒自学”。这可以看做是对语文教育中学生主体性的历史呼唤及最简要的诠释。然而,在近代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目的在相当长时期内主宰着新式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因此,在清末教育改革中,学生的主体性始终没有得到确认与阐述。就语文教育而言,撇开教育目的不说,教学活动仍然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和权威。所谓“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实际上,徒有具文,学生在学习中根本没有主体性可言。当时除了课堂上充斥着大量的经学课程外,中小学堂讲经特别强调,“尤不可务新好奇,创为异说,致启驳杂支离之弊”,课堂教授方法主要以讲授为主,虽然也提出要合乎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心理,考虑学生的接受水平等要求,但并不否认惩罚的作用及价值。 在课程政策及课程制度层面对学生主体性给予阐述的是在民初。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首先从教育目的上提出从培养社会的人转向培养个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