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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就业贫困的现状与原因 一、 中国的城市贫困、失业和技能浪费 (一) 城市新贫困发生率高,暴力倾向严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很低，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失业人员”。贫困人口的数量相对稳定，贫困发生率低于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福利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城市新贫困规模剧增,波及范围迅速扩大,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上升。1990年至1995年城市贫困人口成十几倍增长,2002年以来,城市贫困人口居高不下,一直徘徊在2000万以上。城市贫困问题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问题。 (二) 低保对象均为“三公人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源于下岗失业人员的剧增。2002年至2006年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失业、下岗、离岗人员及其家属高达占整个低保人口的80%以上,城市“三无人员”占全部低保人口的比重不到5%。下岗失业人员已取代“三无人员”成为城市“新贫困”的主体。因此,现代城市的贫困是劳动者因就业能力被剥夺而出现的“就业贫困”,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的丧失、就业能力的下降和贫困群体的固化。 1. 企业就业压力加大,就业制度改革难度加大 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城乡人口流动加剧和企业改革继续深化,以及中国加入WTO面临更为严峻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竞争的综合背景下,城市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即便经济增长创造出更多的岗位,国有企业形势好转,下岗失业人员重回原企业原岗位,享受原有的就业体制已经成为不可能,失去体制内就业的机会。 2. 职工素质不高,企业员工职业生活在就业的设计和实际就业中处于不稳定 在传统就业体制保护下,国有企业职工无竞争压力和失业压力,对进一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积极性不高,企业作为政府目标的执行者,也不关心教育培训等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导致国有企业职工大多素质和技能低下,在市场就业中竞争力不强,主要集中在供给远大于需求的底层劳动力市场,工作很不稳定,许多人长时间处于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状态。 3. 力素质降低,就业竞争力下降 贫困人口中大部分是长期失业者,随着失业时间的推移,失业者的人力资本不断折旧,劳动力素质大大降低,就业竞争力下降。同时,雇主在选择劳动者时,出于失业越久、人力资本折旧越多的考虑,往往不愿雇用长期失业的劳动者,劳动者进一步失去因就业而获得的技能积累和培训的机会,人力资本折旧加速,劳动技能逐步萎缩,甚至于丧失,就业能力低下。 4. 劳动力市场长期否定的困难群体 历年下岗失业人员中,就业能力较强的大多已经以各种方式重新就业,滞留下来的困难群体是劳动力市场长期淘汰的结果。这部分人就业能力低下,凭借自身力量难以在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久而久之,他们逐渐失去寻找工作和劳动的意愿,长时间地处于贫困的窘境,从而使城市贫困问题呈现出长期化、稳定化的趋势。 二、 城市现行反贫困政策的困境 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贫困,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送温暖”工程、“再就业工程”、失业保险制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城市扶贫项目,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在帮助他们脱贫上效果不佳,具体而言,城市现行反贫困政策对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存在以下几方面局限。 (一)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中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出台表现出过渡性、应急性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举步维艰,部分职工生活困难,政府要求各界组织“送温暖”活动帮助困难职工暂时渡过难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职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政府开始推行“再就业工程”,并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但这项政策只是过渡性的(2005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停止)。20世纪后期,以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属为主体的城市贫困人口剧增,政府于1999年出台并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城市反贫困的核心制度,在维持城市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贫困人口亟需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需要很难得到满足,对此,各地方政府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方式进行临时性的救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强制性规定,这种救助表现为以地方财力为基础的自发行为,临时性强,稳定性差。中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分散性、应急性,不符合城市反贫困长期性、系统性的要求。 (二) 对中国再就业培训扶贫模式的启示 “救济式”扶贫主要是通过给予贫困者经济上的救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水平,对城市传统贫困人口“三无人员”的救助就是以“救济式”扶贫为主。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与“三无人员”不同,他们具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对其扶贫应注重通过人力资本开发、培养和提升与岗位匹配的劳动技能,帮助其重返劳动岗位以摆脱贫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