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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别收入的多因素分析 一、 性别公正的社会经济地位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关注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努力促进性别公正。然而,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文化变迁时期,中国性别平等的事业似乎停滞不前;在进步的背后,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现象。比如,种种原因使女性在职场上难以获得与男性公平的就业机会;两性之间包括收入在内的显性和隐性的资源获得不公现象依旧普遍。由于职业和收入直接决定个体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收入的性别差异成为不利于女性发展的阻力,是女性始终未能摆脱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两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普遍扩大。两性收入差距一方面是性别差异的产物,反过来又延续性别不公的传统。大量的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然而,现存研究多是静态研究,即是对某个时点两性收入的比较研究。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个体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社会性别公正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收入的性别不公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两性收入的不平等是否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哪些因素延续了两性收入不公的传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1989-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纵向数据,动态地分析两性收入的特点、变化轨迹及差异的决定因素。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1989-2006年的18年间,(1)两性收入的特点有何异同;(2)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否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相应变化;(3)在其他人力资本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收入的性别不公是否依旧存在——换言之,我们分析是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还是性别本身、抑或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导致了两性的收入差异。由于教育、职业和工作经历是决定个体收入的主要因素,一旦它们得到控制后,如果收入的性别差异还存在的话,该差异可以被认为是源于性别歧视。 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收入的性别不公不仅影响女性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事关其他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福利。对女性而言,收入水平的增加将改善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资源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有利于女性自主地选择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生育质量,并有助于提高其子女的人力资本。从家庭角度来看,较高程度的性别公正有利于家庭的形成、婚姻的稳定、家庭功能的实施及福利的改善。从宏观角度看,性别公正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对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及其目标的实现,促进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总之,女性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探讨两性收入差异的原因有利于改善女性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最终将有助于提升两性的福利、家庭的福利和社会福利。 二、 这两类收入的特点和理论背景 (一) 两性之间的工资差距 收入是一个难以衡量的指标,不同的数据和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是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上共有的、长期存在的现象,且常常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呈现扩大的趋势。过往研究表明,收入差异与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职业类型、性别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两性之间的工资①异显著扩大,男性的收入水平超过女性的收入水平。 鉴于城乡二元分化的特点,现存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男女之间的收入水平。城市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例由1988年的84.4%下降到1995年的82.5%。两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69.3%,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8.2个百分点;从收入分布看,将近一半的城镇在业女性年收入低于5 000元,仅有6%的女性年收入高于1.5万元;低收入的女性比男性高19.3个百分点,中等以上收入的女性比男性低6.6个百分点。即便是在较高层次的职业中,具有相同职业的两性的收入差异依旧十分明显,反映了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同样,农村的女性与男性劳动力之间的报酬也有很大差距。1999年,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人均年收入为2 368.7元,仅是男性收入的59.6%,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21.8个百分点。 虽然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两性之间的工资差异扩大了,且对女性的歧视呈扩大趋势,但中国的性别工资结构仍比其他很多国家更为平等。然而,在性别观念较为平等的北欧诸国,收入的平等性也较强,其女性与男性的收入之比超过中国同类指标。不过,即便是世界上最平等、最发达的国家,女性的收入也不足男性收入的90%。可见,两性收入的差距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即使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之后,两性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工资差异。 (二) 工资/收入相关理论 多学科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相互补足、但侧重点不同的理论,解释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