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兽、妖徘徊在神妖之间论贾平凹小说的两性关系模式及女性形象变迁.docxVIP

从神到兽、妖徘徊在神妖之间论贾平凹小说的两性关系模式及女性形象变迁 两性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职业关系的核心。因此，它已成为研究和表达古今文学作品的主题。这个主题模式的变化可以说是时间和人的变化最敏感、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众所周知,前现代的两性关系由男权中心意识一统天下,文化、政治、道德标准、社会角色的分配等无不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处于被支配、边缘化甚至完全屏蔽的地位和状态,这一结论不仅证之于历史事实,而且从更为微观、细腻的文学叙事中得到了形象化的佐证。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勃兴,作为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两性关系的重构也应运而生、势不可挡,它的总体趋向是消解男女关系中的上/下、主/从、中心/边缘的模式,剥夺男性不合理的特权,提升被压抑的女性地位。这一变化显豁体现在新文学以来女性形象的系列化涌现,最著名的莫过于冲出家庭牢笼和婚姻围城的“娜拉”,这些觉醒的女性,一俟走上“革命”和“职业”之途,便告别了传统铸就的为人女、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妾的人生宿命,并迫使与之相关的男性不得不作出应对以及观念和策略的改变。然而,旧有秩序和模式受深隐的观念力量的支配,依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一些男性作家在设置两性关系、塑造女性形象时,旧观念的惯性遗存时露端倪,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典型性的观照、考察、剖析的对象。 被启蒙者:女性形象的被动与简化之处 贾平凹被认为是一位善写女性的作家,早期的作品多突出女性之美,工笔描摹、极力烘托她们的美貌和美德,这些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女性形象,寄托着作家的理想诉求和浪漫想象,散发着浓郁的诗意和唯美的情调,集纯情、美丽、善良、宽容等诸般优点于一身,闪耀着菩萨般的神性光辉,作家的仰慕和爱戴之情亦尽兴流淌和宣泄。早期的贾平凹惯用“一女二男”或“一女多男”的模式,女性处于被追求的中心地位,《天狗》中的师娘之于李正和天狗、《美穴地》中的四姨太之于姚掌柜、苟百都、柳子言,等等,都属此类关系模式。 细究之,不难发现,这一模式反映出的作家的女性观,隐含着内在的分歧,一方面,从异性的角度而言,贾平凹笔下的男主人公倾慕女性的美貌柔情,将之奉若神明,趋之若鹜,甘于在传统延续的高低轩轾的两性位格中逆向而行,自处下风,这似乎宣示了对女性的尊重,在爱与美的主题上展现出批判和改写传统价值倾向的勇气,另一方面,无论是男性之间排他性的求爱竞争(常常落实为权力、武力与阴谋纠结在一起的残酷角逐),还是基于道德观念和风俗人情的制约所表现出的逡巡、犹疑和退让,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女性置于男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志和筹码的境地,因此,在小说文本神化和美化女性的表象之下,难以掩饰将女性奴化、物化的实质,由于文本的风格和倾向性受作家总体观念的统摄和支配,其中的女性形象呈现被动和简化处理的特点,这在具体的文本解读中可以得到印证。 《天狗》讲述的是一个“招夫养夫”或“带着前夫再嫁”的故事,此类题材的敏感之处在于,它将情与性、德与法、理与义等诸般矛盾纠葛聚焦于“一女二男”的三角关系,人物经过内心斗争、自我说服直至作出最终选择的过程充满了人性张力,由此见出作家的叙事功力和性别观念。《天狗》中的三个角色是打井师傅李正夫妇和徒弟天狗,传统的师徒关系既类似于父子关系,也不排除主奴之间的隶属和剥削的成分,但师娘的人品性情使后者显得若有若无、不足挂齿了。两个男人相对于师娘的婚姻关系呈现为互为因果的一出一入,这种身份位置的交换,碰到的最大困境与其说是感情归属的两难,不如说是道德伦理引发的焦虑和困惑,这在天狗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师娘兼具朴素的古典韵味和泼辣的山野气息,她对天狗的感情既有母亲般的关爱,又有成熟男女之间若即若离的脉脉温情,当丈夫瘫痪、横祸飞来时,她对天狗更多的是一种孩子般的依恋,急于奉献自己的勇气和激情中不乏难以言表的脆弱和惶惑。小说通过婚姻关系重组的方式使生活得以继续,但“三人行”的尴尬局面却激发了情、义、欲扭结而成的更具杀伤力的内心风暴。不言而喻,婚姻关系能否改组取决于两个男人之间意志较量的结果:李正必欲“出让”妻子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天狗的供养,而天狗始终拒绝这一“赠予”以示自己的忠诚和仗义,夹在中间的师娘成为两个男人谦让和推拒的“信物”与“礼物”。小说虽以李正的自杀在表面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实际是借一方的永远退出而一劳永逸地取消了问题。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反向改写了“天狗吞月”的传说,师娘是月亮的化身,冰清玉洁,以其清辉普照大地,面对家庭的变故,表现出无私博大的胸怀。月亮的阴晴圆缺象征人间的悲欢离合,人间的“天狗”不再是邪恶的化身和灾难的制造者,反而上演了一出“救月”的传奇。透过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不难看出,在作家意欲完满师娘的至美与神圣的努力中,不期而然地压抑了其人性要求,更隐藏着将女性的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剥夺、忽略和遮蔽的事实。 《美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