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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的谐声系统 《说文解字》的作者徐慎，字为《叔叔传》。东汉时，汝陵（今河南省阜城）人。据《后汉书·儒林传》中记载, 许慎初为郡功曹, 举孝廉;再迁, 除洨长。其间曾为太尉南阁祭酒。后去官, 卒于家。许慎博通经籍, 撰有《五经异义》、《史记注》和《淮南子注》, 均亡佚。传于今的只有《说文解字》这部著作。汉代儒生有“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流派, 许慎属后者。他撰写《说文》的主要目的是为驳正今文学家的“巧说邪辞”, 而于“六艺群书之话, 皆训其意” (《上〈说文解字〉表》) 。许慎把形体相似或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列在一起, 540个部首次序“始一终亥”, 部首排列“据形系联”, 540部归于若干大类, 可以更好地体现“意符”作用, 从而更确切地了解字义。因而, 《说文解字》以往大都是是被当做研究篆体文字结构、追溯造字源流及其本义的材料来使用的。 《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 收录了自造字之初甲金时代至东汉长达一千多年的九千多个汉字, 其中又保存有大量的假借、声训、谐声、转注等材料。其中有七千多个谐声字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有8057个) , 占到全书文字总数的80%以上, 是研究上古音的主要材料。因此, 《说文解字》中的谐声系统和谐声材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利用它来考订上古汉语的声韵系统,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说文》谐声系统“……象一张由横直斜线交错织成的网, 网的每一个‘结’就是一个或几个谐声字, 任何连接两个结的‘线’就是一种谐声关系。”要利用谐声来研究上古语音系统, 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和理解汉字的谐声系统。一般把声符称为“声首”或“主谐字”, 包含“声首”的谐声字称为“被谐字”。主谐字与被谐字之间的语音关系称为“谐声关系”。属于同一谐声关系, 即使用同一声首的一组被谐字构成一个谐声系列, 许许多多个谐声系列构成了复杂的多层谐声体系, 所有的谐声系列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汉字的谐声系统。属于同一个谐声系列的字在读音上往往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性质, 在音韵关系上也表现类 (声类、韵类) 的关联性, 比如 (括号中为该字在中《广韵》的音韵地位, 如“精冬”即精母宋韵) : 宗 (精冬) ———综 (精宋) 、崇 (祟東) 、淙 (从冬) 、琮 (从冬) 、悰 (从冬) ; 力 (来职) ———肋 (来德) 、扐 (来德) 、阞 (来德) 、朸 (来德) 、勒 (来德) ; 昆 (见魂) ———琨 (见魂) 、 (1 (见混) 、緄 (见混) 、焜 (匣混) 、掍 (匣混) 、混 (匣混) ; 柔 (明遇) ———鞣 (明遇) 、腬 (明遇) 、鍒 (明遇) 、蝚 (明遇) 、煣 (日有) 、0 (日有) 。 谐声系列构成的网状结构不单是二维平面结构。因为被谐字本身可作为下一级声首构成新的谐声关系, 所以从纵向上看是多层结构。如下表所示例: 如果把横向和纵向结合来考察, 谐声系统的网状结构是多维的、立体的。采用谐声材料来研究上古音, 首先要厘清汉字谐声系统这张负责的“网”, 才能依据谐声材料来厘清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 陈第《毛诗古音考》序言云:“盖时有古今, 地有南北, 字有更革, 音有转移, 亦势所必至。”这是语言学研究的不刊之论, 是古音学尤其应该遵循的圭臬准绳。把《说文解字》的谐声系统作为研究上古音系的材料来使用, 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赵诚先生指出:“《说文》的谐声关系, 有的产生于商代, 有的产生于周代, 也有的产生于战国、秦汉之际, 有的甚至可能产生于许慎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包括十四个世纪。”他认为《说文解字》的谐声系统不是在同一个音系基础上产生的, 并且从地域而言, 形成于不同的方言。洪波先生也从时代差异、方言分歧、可靠性 (许慎之误: (l) 把非谐声字误析为谐声字; (2) 把谐声字误析为非谐声字; (3) 对某些谐声字的声符认定不当) 及语音关系 (主谐字与被谐字是否音同音近) 等四个方面指出了《说文解字》谐声系统的复杂性。 另外, 从文字学角度出发, 《说文解字》谐声系统的形成与古文字同源分化与异源合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是古音研究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的来说, 《说文解字》的谐声系统是个异质系统, 其中包含的谐声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语音和谐的谐声关系反映了语音的发展和演变轨迹, 而异常谐声关系同样是语音发展演变的反映, 个中差异正是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 必须对谐声字的源流加以辨析和考订, 努力做到每一个谐声字来源与演变清晰不误, 才能够加以利用, 发挥其在古音研究中的价值。 在传统的经学范畴, “小学”一直是经学的附庸。清代以前, 语言学研究尚未走上科学道路, 小学研究尚依附于经学研究, 未取得独立地位。梁启超云《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云:“文字训诂, 此学本经学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