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态伦理观与道家生态伦理观的比较.docxVIP

儒家生态伦理观与道家生态伦理观的比较 一 西方近代生态伦理学立场的三种立场 无论是生态美学还是人类伦理，其目的是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维护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由于近现代西方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没有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针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破坏性后果,一些持客观冷静态度的西方学者认为,应当在寻找科学的、法律的手段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寻找道德的手段去改造人心,从而禁止和限制人们对自然的一些错误做法,于是在20世纪中叶诞生了一门新的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在生态伦理学中,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有资格接受道德关怀的不再仅仅是人,还有物,……它不是单纯把人而是把人与自然系统当成目的,不是单纯以人而是以人与自然系统的优化作为价值评判的尺度。”(P182)随着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全面开展,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分歧日益加大,出现了持三种不同立场的生态伦理学说,即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超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这三种立场的生态伦理学说的争论集中在是走进还是走出人类中心论(主义)的问题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以人类利益作为出发点是人类中心论的基本特征,应该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当成丝毫不可触动的圣物加以对待而否定人类利益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先生把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概括为:“一切以人为中心,人类行为的一切都从人的利益出发,以人的利益作为惟一尺度,人们只依照自身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去对待其他事物,一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P142)湖南师范大学刘湘溶教授指出:“没有人类利益的自觉和共识,在一个个人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多元并存且彼此冲突的时代,我们就无法判定许多的是是非非,就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相对主义泥坑,也就没有生态伦理学。我们应当走进人类中心论,应当对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多一分忧虑,应当对人类共同承担的命运多一分关心。”(P193)美国学者J.帕斯莫尔是当代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当代生态危机并不源于人类中心观点本身,威信扫地的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那种认为自然界仅仅为了人而存在并没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界的专制主义”。他还指出:“我们人类对环境问题和生态系统破坏负有道德责任,主要源于对我们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因而他主张人类利益是当代生态伦理学的核心。 非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超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持该立场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不能为生态保护提供足够的道德支持,主张其他物种(非人类存在物)与人类具有平等权利;认为非人类存在物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他们把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类平等权利和内在价值的理由或归结为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存在和“天赋”权利,或归结为一种敬畏“神秘”自然界的信仰。当代西方主张非人类中心论的学者也有多种流派,主要有动物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整体论)。他们都主张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或反对或超越),否定人类利益至上,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类平等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自身利益)。 在沸沸扬扬的争论面前,我们冷静地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和超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发现似乎都可以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寻觅出类似的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 二 提出“仁民而爱物”,主张人道与人道两方面有“仁” 儒家从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出发,强调万物莫贵于人,突出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上所持的态度显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是在坚持“人为贵”的立场上,如何对待事物,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却与西方的功利型人类中心主义截然有别,笔者称之为仁爱型人类中心主义。众所周知,西方经典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功利为中心的,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自由取用自然资源,即使是有所爱护,也是从人类的功利考虑。从近代西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到现代西方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所持的基本立场皆是如此。 儒家也重视人类的利益,但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就强调以“仁”立学,主张“天下归仁”(《颜渊》),既对人类讲“仁爱”,也对万物讲“仁爱”。从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直到宋明理学,所持的对待万物的态度都是以“仁爱”为基本立场的,因而是与以“功利”为基本立场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不一致的。 儒家仁爱型人类中心主义,由《周易》发轫,经孔子最早阐发成形,孟子继而发挥明确提出“仁民而爱物”(《尽心上》),主张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人际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把“爱物”纳入了完善“仁”德的内在逻辑结构里,认为“仁民”与“爱物”是不可分割的“仁”德的两方面,缺一不可。荀子把“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对待万物的态度看作是成为“圣人”(仁人)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