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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秋天很冷。然而，在北京正义联盟的工作和援助中心（以下简称正义联盟中心）的办公大厅里，气氛热烈热情。32名驾校教练员在6名义联律师的全力帮助下, 经过15个月的时间, 历经波折, 终于实现了两年前的愿望,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赔偿款共计30余万元。近日, 驾校教练维权案件执行款发放活动在北京义联中心举行, 教练师傅们接过本该属于他们的血汗钱, 热泪盈眶, 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太久。 根本原因:缺乏证据的风险 冯某是北京市海淀区的农民, 为了维持生计, 从1994年8月起, 他与其他31名农民陆续来到北京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从事驾驶教练的工作, 到现在已经勤勤恳恳工作了十几年。 然而该培训中心从未尊重这些老员工们的劳动成果, 想尽办法逃避法律义务, 借助驾驶教练行业的特殊性, 强迫教练师傅们付出额外劳动。近几年, 该培训中心经常安排他们加班, 周末及法定节假日也从不休息。他们每周工作7天, 每天工作时间至少8个小时, 忙的时候通常要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 长达12个小时, 只在午饭和晚饭时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由于培训中心学员的特点, 周末的工作更是辛苦, 但他们却从未从培训中心获得过足额加班工资。他们的加班费开始仅仅是每小时2元, 后来涨到2元多一点。即使是这样, 培训中心依然以各种理由克扣工资, 缴纳社会保险也是在2009年以后的事, 更不用说享受带薪年假。 培训中心对教练的权益侵害并不仅限于大强度加班、克扣工资与少缴保险。2009年1月1日, 为了逃避《劳动合同法》的义务, 培训中心用欺骗的手段骗得冯某等人在空白的劳动合同上答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 该培训中心就能随意将他们安置给另外一家单位———北京某机动车驾驶员考试场。日后在员工需要维权的时候, 缺少明确的责任主体, 就将成为横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并不知情的冯某等人仍然在该培训中心勤恳地工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在信任背后, 自己的合法权益已经遭受了严重侵害。法律意识淡薄的他们完全没有保存任何关于该培训中心欺诈或者骗取他们签署合同的证据, 甚至有部分年限的劳动合同已完全损毁, 导致他们很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必须承担所有损失。因教练员们的工作特殊性, 加上考勤制度的模糊, 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加班过度的情形, 这也导致了他们获得合理加班费用维权成功几乎变得不可能。 2011年8月, 该培训中心无视法律规定, 相继解除了与冯某等人的劳动关系, 此时的教练师傅们才幡然醒悟。部分教练员自行提起了仲裁, 但是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专业知识缺乏、经济拮据, 他们请不起专业律师, 而靠他们自己甚至无法写出一份正确的仲裁申请。面对强势的培训中心, 他们的请求没有得到支持, 这也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继续维权的信心, 冯某等人陷入了维权困境。 通过介入降低风险,提出诉讼申请的普及规范 机缘巧合, 求助无门的教练员们从工友处得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可以免费为农民工维权, 当即向义联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这让冯某等人看到了一线希望。义联中心在审查案件情况后, 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申请, 决定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并派出专门律师负责此案件。 看起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劳动维权案件, 但主办律师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因为培训中心频设陷阱, 导致此案情况复杂且严重缺乏证据, 加上受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维权能力低, 使得此案变得困难重重。此外, 由于受援人诉求不一致, 意见不一、各自行动, 整个案件处于较为混乱的局面。有一部分受援人不知道如何维权, 尚未启动任何法律程序;有一部分受援人已经自行提起过劳动仲裁, 但存在遗漏权利请求问题;还有一部分教练师傅, 因为专业知识的缺乏使得之前的协商和劳动仲裁程序都遭遇失败。基于此种情况, 义联律师第一时间决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维权思路, 根据不同受援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开展维权援助。 根据过去群体性案件中“调解优先”的经验, 义联律师紧锣密鼓地开展与培训中心的调解协商, 力求通过最为和谐、快捷的方式解决纠纷, 但因培训中心无情拒绝而结束调解。与此同时, 因为劳动仲裁须前置的特性, 对于尚未参加过法律程序的受援人和遗漏请求的受援人, 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向海淀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在仲裁程序处理完毕后, 将需要通过起诉达到最终维权的受援人纳入到诉讼程序中, 以统一诉求。 对于受援者众多而意见不一的问题, 得益于处理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的丰富经验, 义联律师沿用了前期“律师———受援人”和后期“律师———代表———受援人”相结合的办案模式, 案件处理初始主办律师与每一个受援对象充分交流, 提供便于他们表达诉请和意愿的便捷服务, 消除了他们的不安情绪, 增强他们对法律援助工作的信任, 也使得他们更加积极地配合案件处理工作。 在获得教练师傅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