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唐田志》所见唐代均田制.docxVIP

敦煌本《唐田志》所见唐代均田制 自敦煌和吐番编撰《唐朝国》、《丁国》和《各种条约文件》以来，我们为唐代的均田和其他社会的建立提供了非常完整的材料（不幸的是，最初的原件通常由帝国主义成员继承）。国內外已有許多学者就敦煌等地发現資料,进行了各項間題的硏究。現在我也想就这些資料,談談几个有关唐代田制的問題。 第一,关于唐代均田制的施行問題。在天宝六載敦煌县龙勒乡戶籍殘卷中,有徐庭芝一戶,在其已受田的最后一段地段的四至中,有“西退田”的記載,退田当即指均田时应退給唐政府的田。又唐开元三年柳中县高宁乡戶籍殘卷中有白小尙一戶,在园宅地后这样記載着:“右件壹戶放良,其口分田先被官收訖”。又交河郡戶籍殘卷中游仙这一家某段田地的四至中,有“北还公”的記載。这些資料,都是唐代均田有授有还的证据。不过,这些证据太嫌零星。幷且,像一、三两例还是間接看出均田制下田地的收还官府。 我們还是来看看直接的回授資料,开元二十九年戶籍殘卷有这样的記載:“……部田五亩余欠今回收授”。这还不够淸楚,再看同年柳中县張保(即葉)等戶籍殘卷: “投化里 張保剩退一段壹部田(下缺) 一段壹亩常田城东□□柳中县(缺) 浮□□死退贰亩部田城南五里(缺) □壹亩秋潢田城南五里……… 牒件通当乡开元廿九年死及剩(下缺)” 这个資料,明白吿訴我們在均田制下有“剩退”,有“死退”,亦即剩田当退,人死当退,是見諸实行的。唐朝均田令中有“有剩追收”的規定,有“身死……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的規定,法令規定和这个資料正好相互印证。仅此一例还不够茲更举数例: “戶張师訓剩退壹段参亩永业城东肆拾里柳中县(下略) 戶張阿苏剩退壹段壹亩永业常田城西拾里武城渠(下略) 壹段叁亩永业常田城东肆拾里柳中县(下略)” 又: “康虵子死退一段貳亩常田城东廿里高宁(下略) 給史尙宾訖 一段壹亩部田城东五里左部渠(下略) 一段贰亩部田城西七里白渠(下略) □思納死退一段壹亩部田城西一里(下缺) 一段壹亩部田城西七里康(下缺)” 在这些資料中,不仅登記着身死退田和剩田退田的事,特別在后一資料中,还登記着康虵子死退的田,已經收回另給予史尙宾和康忠了。足見唐代均田制下收回剩田、轉行給授,确曾見諸实施。另一資料,亦足证明給田的施行: “牒感洛家有一丁一中(下缺) 收授次伏望支給請处分謹牒 开元廿九年十一月日武城乡勛官王感牒 付司訖处分 十五日(此有高昌县印。下略)” 这件文牒,旣反映了当时均田制下收授的确曾执行,因而同时也就反映出进丁需田戶可以請受田地。 从上述資料看来,在唐代的边陲敦煌和吐魯番等地,均田制确曾施行过。边境地方尙且进行均田,則內地的施行均田,更可由此得到很大的启发。当然,我們不能以偏槪全,以一地情况而加諸全国。但以此資料与唐代其他均田資料綜合来看,对于当时曾否进行均田,是不难得到答案的。完全否定唐代均田制的施行或者极力貶低唐代施行均田的說法,是値得考虑的。抑且唐代的均田制,曾影响到邻国和国內少数民族。如日本的大宝田令,基本上即模仿唐代的均田制而来,高丽亦曾仿唐进行頒田。国內少数民族如吐番、南詔更受唐朝影响行过均田制,《蛮书》就記載了南詔授田的办法。像这些可作为唐代均田的旁证或参考。 第二:关于唐代永业田的退田問題。在吐魯番发現的退田文件中,有“剩退”永业田,有“死退”永业田。上引2854号《大谷文书》,系“剩退”永业田者,茲再引一段“死退”永业田的材料来看看, “赵善忠死退 同云安会先給赵思礼訖泰? 壹段壹亩永业桃?□□北貳里孔进渠(下四至) 同云(下略) 壹段貳亩永业城东贰拾里高宁城(下四至) 赵秃子死退 壹段贰亩永业常田城东贰里石宕渠(下四至) 焦敬及死退 壹段贰亩永业常田城西十里(下缺)” 关于“剩退”問題,唐令規定:“諾应給永业田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从所解者追(即解免不尽者,随所降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有賜田者幷追。若当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应受者,幷听廻給,有剩追收”。則永业田中有剩田可以追收,还可勉强得到解釋。而身死后要追收永业田,却与唐朝田令不符,不易解釋。 唐令中关于永业田的規定是:“諸永业田,皆傳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或者說:“世业(即永业)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这些法令明白規定永业田是傳諸子孙,不在收授之限的。只有口分田才規定身死“則收入官,更以給人”。因此,上引資料与唐代一般田令規定不合。如何来理解这个問題呢?或者就赵善忠的死退来說,假定赵思礼为赵善忠之子,故善忠死退的永业田,就授与思礼了。但这毕竟要通过收授的手續,与永业田“不在收授之限”的規定不符。或者当永徽时,下令“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其后,豪富兼幷,貧者失业,于是韶买者还地而罰之。”本来唐朝規定永业田不必还授,幷得以买卖,这在《唐律疏議》、新旧《唐书》、《通典》和《册府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