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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生态适应现状与原因 一、 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民族文化的结构极其复杂，适应性强。早年学术界对文化的生态适应研究较为深入,很多结论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但目前人类社会所面对的事实是:生态危机在世界各地频繁露头,这就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具有适应能力,那么为什么还会有生态危机出现?要回答这一疑问,笔者认为,前人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仅关注于民族文化的生态适应,而忽略了民族文化的社会性适应。以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侗族和彝族为例,他们的传统文化原先曾高度适应于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生态智慧和技术技能体系。近500年来,中央王朝为了巩固西南边防而采取了一套稳定的文化政治策略,强化对这些民族的直接统治。各民族为了适应这一文化政治变动,不自觉中导致了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变形、扭曲和缺失,表现为所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从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社会性适应复杂多样,地方性知识的蜕变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民族间的文化政治互动没有关联,但如果将这种变动纳入文化的社会性适应去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其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扭曲和变形,正是族际互动过程中民族文化进行社会性适应所导致的后果。 将民族文化理解为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复杂体系,在人类学研究中由来已久。“适应”是一切自组织复杂体系共有的本能。因而,文化的适应同样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早期的摩尔根和莫斯,其后的斯图尔德、萨林斯,晚近的拉巴埠、格尔兹都对文化的适应做过有创见的论述。但他们的论述大都是着重于文化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较少地论及文化对所处社会环境的适应,特别是对多元民族并存复杂社会适应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然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单独应对所处的生态环境,它还必须应对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因而文化的社会适应应当是文化适应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当指出的是,前人较少论及民族文化的社会性适应,并不是他们的认识与理解有缺陷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去支持这一领域的探讨。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加上社会背景的变化速度要比生态环境的演化速度要快得多,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肯定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又很不相同,以致于在田野中所观察到的文化事实到底是适应何种社会背景的结果,也就无从加以分析与论证了。 有幸的是,中国的各民族可以为这一研究空缺提供具体生动的研究对象,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有三:一、中国有丰富可凭的系统文本记载,足以支撑这一课题的研究;二、中国历代政府所执行的民族政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以致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对这一政策所作出的反馈,其因果关系较为明晰,容易加以界定;三、中国各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作用与结果,无论从少数民族还是从汉族方面都可以在文献查阅与田野调查中获得可凭的证据,只要把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的作用理解为汉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那么中国将是探明民族文化社会适应的最佳场所之一。本文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将我国西南地区近500年的历史过程作为探讨民族文化社会适应的对象,希望揭示作为汉文化代表的中央王朝采取一套连续、稳定的民族政策作用于西南各民族时,在不同的民族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后果,以便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文化社会适应的某些特点,丰富和完善民族文化适应的内涵。 为了使研究的对象与结论更其具体与明晰,本文仅以各民族生态知识与技能的传承完整程度为分析重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格尔兹、拉巴埠已经做过了很多基础性的铺垫,这里仅是将他们的思路与方法延伸到中国的西南各民族中。为了揭示文化社会适应能力的复杂性,斯图尔德将文化的内在结构理解为多层次的夹心蛋糕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观念,这里也将借用这一模型去解释同一种社会政策在不同的民族中可以导致不同的后果。萨林斯将文化的流变理解为特殊进化与一般进化的复合,对本文的探讨发挥了重大的启迪作用,我们可以发现萨林斯所说的一般进化往往是族际互动导致的结果,其主要内涵体现为文化的社会适应,而萨林斯所说的特殊进化则是民族文化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导致的演变,其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文化的生态适应。当然,文化的社会适应和生态适应两者间也可能相互渗透。凭借这一理解,文化适应的复杂性可以得到较为生动的说明。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同一种政策的作用下不同民族间会产生很不相同的后果,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特征,民族间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同一种政策不会均衡地作用于特定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而是有选择地作用于其中某一层面,结果就会使得这些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与技能,有的传承完好、有的残缺、有的部分保存、有的严重扭曲等等。据此可知民族文化的社会适应机制极其复杂,适应的办法和后果往往与原先的预料不相吻合,如果顺着这一研究思路,可望进一步揭示民族文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