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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方案与布哈林方案的比较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历史上有一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激烈理论辩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比较成型的方案有三个:即托洛茨基方案、布哈林方案和斯大林方案。历史选择了斯大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脑海里,当年那场争论的是是非非似乎早已不太重要了。但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常说常新,就在于它能给人以启迪。 一、 关于社会主义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从不断革命的立场出发,强调限制和消灭私有经济,从根本上否定新经济政策所确定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对于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托洛茨基是赞成和支持的,即使在同斯大林和布哈林发生严重分歧时,他也没有否定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探索逐步深化之后,新经济政策已明显地由一种策略手段发展为一种社会发展战略,托洛茨基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继续前进。他始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是一种权宜之计。他更多地看到的是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后果,把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较富裕的农民等同于富农,提出要在农村展开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进行所谓的“第三次革命”。 强调发展国营工业和超高速实现工业化,是托洛茨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托洛茨基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一切以工业为中心,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所谓的“工业专政”。早在1923年秋“销售危机”发生后,托洛茨基就提出了限制私人资本、实行“工业专政”,加强经济的计划性等要求。在联共(布)中央提出工业化方针之后,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又提出了“超工业化”的要求,他们把高速发展工业同战胜资本主义相联系,反复强调工业落后的危险性,要求坚决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保障工业化的高速度。①1他们认为,只有当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技术水平更加接近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为了得到这个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只有在工业获得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使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使农民得到廉价的工业品。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之所以总是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归根结底还是工业化实行得不够,从而浪费了时间,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在农业本身,而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业化,在超过现在所做的一切基础上加强工业化。①2那么,如何解决超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呢?托洛茨基等人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能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具体地说,国家财政投资大力支持工业;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对农民课以高额赋税。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方案明显地带有冒险主义的急进色彩。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加速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当初所提出的、受到列宁批判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在新的形势下做了些许涂抹而已。列宁在临终前《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表现出的担心显然不是没有理由的。②3从不断革命论出发到所谓“第三次革命”论,从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夕提出所谓的“把螺丝拧紧”、“整刷工会”的劳动军事化主张到超工业化理论的提出,无一不反映出托洛茨基思想中的军事化、行政化思维的强大惯性。这一思维惯性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它习惯于简单明快,习惯于大刀阔斧、势如破竹、雷厉风行,而对于“枯燥乏味”的建设任务却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是希望打几个冲锋、搞几次运动就能解决问题。这种思维模式广泛地存在于从革命战争年代刚刚转入建设年代的一大批人的头脑中,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理论不过是这种思维惯性的一种极端形态罢了。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建设事业是有害的,它往往不能对社会的当前发展阶段、当前的现实作出客观分析,往往急于跨越当前的状态而进到理想的社会中去,它往往借用一种极为简单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粗暴的手段去处理所面临的复杂的建设问题。而欲速则不达,当革命的思维惯性遇到繁杂的建设课题的时候,常常会遭遇挫折。在革命时期基本结束,建设时期已经来临的关键的转折点,列宁曾经这样提醒他的战友们:“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惟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适用革命的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③4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指出,必须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更加艰苦的社会建设,而不可能再用高举红旗前进的方式、用高喊“乌拉”的方式达到目的了。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