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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 一 林公的“文化事业”思想 2005年，在庆祝林则徐诞生220周年之际，由全国政协主席发表讲话的陈奎元副主席向世界人民发表了讲话。”在林公长期的政治生涯中, 他大量的奏疏、信件、日记及主持编辑的书籍中, 都闪耀着一系列思想亮点。陈奎元说:“林则徐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 在抵御列强侵略的过程中, 他十分注意了解和研究外部世界, 勇于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林公从京城带了一名英语翻译到广东, 随即又增加四名翻译。他直接与外国人接触了解情况, 主持翻译并编辑了《四洲志》等书刊, 编译了敌人的动态情报、西方的人文历史地理、武器装备, 开拓人们的眼界;研制或改进自己的武器来对付敌人的船坚炮利并取得了成功。他主持编译《各国律例》, 利用国际法要求英国代表义律交出打死林维喜的凶手予以惩办。林公强调“义律抗不交凶, 已经不是欲‘漏’刑事之‘网’, 而是欲‘坏’国际之‘法’”。接着, 因义律拒不交凶而决定驱逐英人离澳门, 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凡此种种, 不但实现了林公最早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而且将这一具有开拓性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民众之中, 对后来的洋务运动、福州的船政事业以及种种学习西方的主张均有着内在的思想影响。 二 林公在塞防论上的贡献 从1839年9月中英九龙之战开始, 历经穿鼻海战、官涌山六次战役, 我军都取得胜利。林公总结胜利的原因:“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 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 武器精良和人的作用同等重要的思想盖出于此。对于武器, 他说“此器 (指大炮———笔者注) 不可不备, 尤不可不精”, 因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 是自取败也”。正因为重视武器的改进和增加炮台及其大炮的数量, 所以尽管英军船坚炮利, 仍旧无法从广东突破, 只能离粤北上。 特别要提及林公在事业的最低谷、抱衰病之躯戍边新疆时, 以其独到的眼光, 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防御北方沙俄入侵, 被称为塞防论的代表。“早在1840年, 林在《澳门新闻纸》译稿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终为中国患者, 其俄罗斯乎!’”而后的历史证明了林公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因此, 林公支持布彦泰反对朝廷裁撤伊犁镇, 虽然伊犁镇终获保存, 但朝廷不承担军饷。为了筹措军饷, 必须大兴屯田之策, “合兵农而一之”。屯田要靠人, 因清廷担心聚众滋事, 而不准回 (维吾尔) 民屯田。林公用兴修水利的实际行动支持回屯———他为面积十余万亩的阿齐乌苏废地, 规划一条水渠并出资捐建其中最困难的渠首段;他自行设计, 带着民工施工, 最后建成了乾隆朝未完成的水渠。当地人为感恩林公的功绩, 尊称此渠为“林公渠”。布彦泰为此专上奏疏, 赞扬林公“平生所见之人, 实无出其右者”并请求清廷对林则徐“弃瑕录用”。但清廷并无录用林公之意, 却将勘地的苦差交给他。林拖着病弱之躯, 行程约2万里, 完成了578000余亩的查勘任务。此外对新疆特有的引水工程“坎儿井”, 加以改进, 在垦地推广应用, “坎儿井”被民众更名为“林公井”。 林公在塞上的丰功伟绩, 和在南国海防取得的丰功伟绩一样, 源于他爱国、爱民的崇高精神。林公作为海防和塞防的军事战略家而载入史册, 受人敬仰。 三 治民理政,兴教化,重民生,致滥杀而转滋东南角 在林公任职的嘉道年间, 清王朝已由盛转衰, 政治腐败、民不聊生, 社会矛盾逐渐突出, 而黄河日益恶化的河性及其造成的灾害则加剧了上述矛盾。在林公的奏疏中, 经常见到“上筹国计, 下恤民生”的字句;在他的诗文中, 处处流露出关心民瘼的情怀。最感人的事例, 莫过于1833年任江苏巡抚时, 单衔为民请命的奏疏《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1832年皇帝派林则徐到江苏任巡抚, 是想让他为朝廷征收尽可能多的税赋, 以应付日益窘迫的财政困难。但林公就任巡抚之前一年, 江苏已连年大水成灾。就任当年, 洪泽湖大水使周围低洼地区受灾。次年即1833年, 江苏上元等八县灾情严重。此时皇帝下旨指责“该督抚不肯为国任怨……只知博得声誉”。按照清朝的规定, 过了九月份, 是不准申报秋灾的, 特别是皇帝警告在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时, 即使上奏疏, 也要总督和巡抚两人双衔上奏。林公和两江总督陶澍的私人关系很好, 对这件事上的看法也很一致, 但为了不拖累陶澍, 林决定以个人名义单衔上奏前述奏疏。该奏疏除报告灾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外, 请求缓征漕赋;林公申辩自己并非沽名钓誉, 却是本着“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 所谓民惟邦本”的思想, 不顾抗旨的危险, 舍命上奏。皇帝虽大怒, 但最终不得不同意, 饥寒交迫的百姓方得以喘气安生。 重民生、抒民困的民本思想贯穿于林则徐的施政过程中。林公任江宁布政司时, 为解决救灾问题, 提出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孩、瘗棺、捐衣、劝粜、养佃、典牛、借籽种、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