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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与书外侧序跋透析京派的一个副文本视角 20世纪30年代，北京学派主要活跃。它是三种文学流派之一，与左翼和海派一起驱动。京派作者常在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作品亦多在京津刊物发表,艺术风格和文学观念亦较为一致,是故得名。京派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已累积了可观成果。但从“副文本”的意识和视角研究京派的论著、文章仍属空缺,具体到研究京派成员的,据笔者所见,亦只得朱晓莉《由副文本看沈从文的创作观与读者观》一文。 副文本是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的一个概念。热奈特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一书中指出:“诗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本,而是广义文本。”67之后,他又在《隐际稿本:第二度文学》一书中提出“跨文本性”的概念,并将跨文本性分为互文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承文本性、广义文本性五类。副文本性是指“一部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整体中正文与只能称作‘副文本’的部分所维持的关系。副文本处于文本的‘门槛’———既在文本之内又在文本之外。”在外延上,副文本主要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副文本虽是相对于正文本而存在的辅助性文本,但它是必要的,有时甚或关键。序跋因其具有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指涉范围,直接与正文本构成一种互文性,这是副文本中最重要的因素98,因而,在副文本中具有至为重要的分量。 作为京派盟主和新文学散文大家的周作人在1931年就已出版了《苦雨斋序跋文》,共收序跋文53篇。周在自序中说:“我现在编这本小集,单收序跋,而题跋不在内……”并“兹选”“志在谨严”,可见其时周所写之序跋文没收入此书者尚有不少。钟叔河编订《知堂序跋》共收文221篇,还算不上汇总,编目多出4倍。周作人终其一生,所写之序跋,计将近40万字。作为京派之大将的沈从文亦有《序跋集》行世。朱自清和俞平伯亦分别有序跋集出版(1)。此外,其他京派成员,虽无序跋集专书出版,其单一个人所创作之序跋在数量上亦无法与周作人等相比,但由于京派成员人数众多,他们所作之序跋,汇总起来亦极蔚为可观,成为京派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派序跋作为副文本,若以其内容划分,则一面指向“书里边”,涉及作品本身;一面指涉“书外边”,诸如作家生平、思想、文艺思潮与论争、作品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等。与其他副文本相比,序跋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游离具体作品而存在,并指涉“书外边”。因此,京派序跋既是京派文学内部研究的副文本,又是京派文学外部研究的副文本,京派诸多方面皆在其中有所反映,为深化京派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 一、 对作者思想的推动 孟子曾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读书当与著书者为友,不但要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余嘉锡亦言:“吾人读书,未有不欲知其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时代若何,所学之善否若何者。”(《目录学发微》)在此层面上,序跋写作即是一种知人论世的写作。而这种序跋所留给文学史的意义,是文学活动真实情景存在于历史的间隙中,总会有一些东西超越于意识形态非黑即白式的叙事,更感人、更日常个人、也更真实。 废名的好几部著作都是由周作人作的序跋。如《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等。如周在《桃园》跋中说:“《桃园》的著者可以算是我的老友之一……废名君是诗人,虽然做着小说;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1)226由相识、相谈而说到与己之异同,这种对著者之认识,当是平日相交往之思想火花碰撞的结果。周的这篇序写于1928年,无独有偶,4年后,1932年废名在为周的《周作人散文钞》所写的序中亦说:“他仿佛总是就过去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向,历史上有过的事情将来也还会有……我正是一个青年,时常有许多近乎激烈的思想,仿佛新时代就在我们的眼前……我只是想指出岂明先生一向所取的一个历史态度是科学态度,一切都是事实。”这可以说是周比较两人之异同的一个呼应,两篇序跋互相辉映。 沈从文因自身从文路艰辛,更愿意帮助、鼓励年轻作者。《温柔》是谢冰季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从沈为其所写的序中,可见沈本人对文学的发自内心的热爱,亦可见其对真正想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发自内心的关爱。沈在给李连萃的作品《连萃创作一集》序中亦提到了两人交往,并重复那种对文学青年的循循教导。李连萃后来加入左联,成为著名的抗战作家。沈是反对左联的文学观的,但从这序中却可以看到在李写作初期,沈对李的帮助和影响。在给萧乾小说集《篱下集》所写的题记中,沈从文把萧乾比作“乡下人”,无疑是把萧乾看作自己的同类人。而萧乾在原是作《篱下集》的跋的《给自己的信》(2)中亦把沈从文称为“肯为你抠着字看,挨着行改的一个‘好朋友’”。“算算你有多少别字讹字,就知道人家用了几份的耐性!”并说:“这个心肠热,笔下好的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