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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作家与伍尔夫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的开放，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中国学习，在欧洲和美国学习，并通过其他渠道与西方文化接触。他们在中国传播现代文学的概念和技能，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英伦最重要的意识流小说大师和现代小说理论的倡导者弗吉尼亚·伍尔夫，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被介绍到中国的。 一 “京派”作家与文学社会分析 伍尔夫的汉译与接受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并在30年代趋向活跃。截至40年代末，伍尔夫意识流短篇试作《墙上的斑点》和散文《在果园里》、文论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传记小说《狒拉西》均已有完整中译;在小说美学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现代小说》和《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等数篇也有译述或完整译介。虽然40年代之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对包括伍尔夫在内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翻译渐趋冷落乃至中断，但民国时期的伍尔夫汉译与接受却无疑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而在这一进程中，“京派”作家与学者具有突出的地位。因此，考察“京派”与伍尔夫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亲缘关系，对学术界更为准确而全面地评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重要的文学社团的价值取向与美学特质，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为主要由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北平的一批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组成的松散集群的总称，“京派”是以乡土中国的视角和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怀疑，而与都市化的“海派”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pp.232～246) 但这一价值取向并非意味着“京派”成员对西方文化持一种保守与拒斥的立场。事实上，“京派”成员大多拥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与深厚的西方文化素养。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文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浓郁的英美绅士风情，林徽因主持的“太太的客厅”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之间深刻的精神契合等等，无一不是“京派”与西方文化之间亲缘关系的佐证。因此，“京派”成员所体现的，或许是一种更为理性而从容，既对偏狭的民族主义保持警惕，又抛却了盲目崇洋的文化自卑感的主体姿态，以及崇尚“诗、美、优雅、尊严、简朴、克制、和谐”(p.31) 的美学风范。他们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精神领袖伍尔夫的现代主义美学的仰慕和对其意识流小说的热情，应该说是其审美主义旨趣和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自觉意识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也使“京派”作家不约而同地体现出译介伍尔夫创作的一致性，并使他们在民国时期伍尔夫的译介与接受史上拥有了无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其中，对伍尔夫作品的汉译作出贡献的“京派”成员主要有叶公超和卞之琳，萧乾的伍尔夫研究则具体而微地映现出现代主义文学在特定语境制约下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二 叶公超:从“客观”到“精神” 从小受到欧美文化熏陶、有着深厚的英美文学功底的叶公超，在引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叶公超童年时代已在英美学习三年，高中未及毕业再度赴美。1922年考入美国爱默思大学，成为该校建校一百多年来的首位中国学生。其间，叶公超成为美国诗歌新潮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高足，并出版了个人第一部英文诗集。爱默思大学毕业后，叶公超又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文艺心理学，不仅与“费边社”成员频繁交往，亦与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T.S.艾略特结为挚友，为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诗歌与诗论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具体指导卞之琳将艾略特的著名文论《传统与个人才能》译为中文，为赵箩蕤翻译的《荒原》作序，他还将其他西方作家如叶芝、瑞恰慈、赛珍珠等的优秀作品介绍给国人。 叶公超在伍尔夫汉译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开中国伍尔夫文学作品翻译之先河。此前的1928年12月，再度欧游归来的徐志摩应邀在苏州女子中学所作的一场演说中，已经两度提到了作为西方女性文化研究先驱的伍尔夫;1929年8月，赵景深亦在第20卷第8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论及作为英国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的伍尔夫，特别指出“伍尔芙夫人是当与丽佳笙和朱士并论的”(p.1243) 重要地位。进入30年代之后，虽然包括赵景深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学》、日本学者千叶龟雄等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和金东雷的《英国文学史纲》等在内的文学史著译均加入了推介伍尔夫其人其作的行列，但中国读者尚未读到伍尔夫作品的真正译文。 1932年9月，叶公超在《新月》第4卷第1期首刊“吴尔芙夫人”所作《墙上一点痕迹》，即伍尔夫著名的意识流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的译文。1919年4月，伍尔夫发表《现代小说》，公开与英国当时三位最有名望的作家威尔斯、贝内特与高尔斯华绥展开论战，认为艺术的任务并不是给生活提供自然主义式的“复制品”，而是要揭示人对生活的想象、理解和感悟。所以她反对以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为代表的“物质主义者”，而推崇擅长表现“心理的幽暗区域”的“精神主义者”。《墙上的斑点》和《现代小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