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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在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一、 风险预防原则的反思 随着现代社会的规范化，环境问题及其伴随生物的环境风险变得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与此同时,科学在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时,常常无法给出确定的结论,这突出表现在臭氧层空洞、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转基因作物等领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因应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环境问题的需要,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应运而生,主张即使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也应采取措施预防可能的风险。一般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即“Vorsorgeprinzp”,并在1984年北海公约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被正式引入国际条约中。此后,风险预防原则得以迅速发展,成为环境立法与实践中的热门词汇,并逐渐由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发展到环境保护的一般性领域,国际环境保护中则更是如此,以至于有学者认为,“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1 但是,表面的繁荣不能掩盖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问题。实际上,风险预防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同时还必须看到,尽管表面上对风险预防原则有着近乎一致的认可,但一涉及到实际运用,各方的立场和做法往往是大相径庭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从著名的牛肉—荷尔蒙案到转基因作物的国际贸易谈判,莫不如此。再者,即使是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案件中对待风险预防原则的态度也会出现极大的反差。2这说明,风险预防原则是一个具有较大争议性的话题。 当然,我们可以将上述问题的出现归结为各方现实利益的不同,并指责其中一方只顾自身私利而阻挠风险预防原则的实现。这种泛道德化的做法尽管非常易于理解,也可以对现实世界作出非此即彼的划分,但如此做的后果是使风险预防原则在政治现实和道德理想两极之间来回摇摆,不仅难以对现实有所改进,更使得真正的法律问题难以彰显。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看,对风险预防原则的探讨更多的是从预防的必要性入手,以文献为基础,论证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内涵、是否生效、是否为国际习惯法原则、其法律性质为何、能否援引以裁判案件等等,皆加深了我们对风险预防原则之了解,但少有在法理层面上提出基础性理论问题的,因为这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概言之,明晰真正的问题所在,作出解释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避免只以文本作“空对空”的分析,对风险预防原则的研究而言尤为必要。笔者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内在争议性进行分析,以期明晰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问题所在,为更加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 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纠纷 (一) 风险预防原则所具有的实质:没有任何促使环境和环境的潜在收益 风险预防原则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具体而言,对风险预防原则的批评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风险预防原则不确定,内容非常模糊。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版本众多,措词也多含糊不清。有学者认为,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有20种或者更多,而各种表述之间并不相互兼容;有学者总结了各种国内和国际法律文件,指出风险预防原则至少有19种不同的定义。Christopher D. Stone教授则认为,没有也不可能有单一的风险预防原则以符合所有的需要,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应该发展的是适合具体领域的规范和程序。 第二,风险预防原则的后果不可欲。这方面的批评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在风险问题上没有免费午餐,减少任何特定风险的努力都会带来新的风险。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要求证明核电站是绝对安全的阻止了核电站取代火力发电厂,而火力发电厂是引起全球变暖和酸雨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又如,DDT在全球的禁用造成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痢疾的再次蔓延。另一方面,技术带来的风险往往与其带来的收益并存,从根本上讲,这其实是该技术得以存在的原因。“从杀虫剂到疫苗到核电站,高技术具有环境危险性不是因为它经常转向反对我们,而恰恰是人类一般要求它这样做”。而风险预防原则仅考虑了潜在成本,却忽视了潜在收益,⑩因此其运用会阻碍技术潜在收益的实现,这不仅防碍了人类福利的增加,也不能保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安全性,《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即为一例。又如,有学者指出,风险预防原则的鲁莽运用实际上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与食品相关的风险。因此,风险预防原则并不能使我们变得更安全。 孙斯坦(Cass R. Sunstein)教授则对风险预防原则提出了更为理论化的批评。他指出,在现实世界的争论中,不采取规制措施会同风险预防原则相冲突,因为我们会受到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影响。但是采取规制措施本身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这同样会和风险预防原则相冲突。因此,风险预防原则在逻辑上是令人困惑的,它禁止了所有能够设想的可能方案,包括不行动本身。仅仅当我们自己很盲目,并且只看到相关损害的一部分时,风险预防原则才能提供指导。 针对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