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演讲中的直接引语对比研究对中美国家领导人演讲中的互文性现象的批评性话语分析.docxVIP

政治演讲中的直接引语对比研究对中美国家领导人演讲中的互文性现象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1. 政治话语的互文性研究回顾 在过去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需要，两国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在促进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代表国家立场、传播国家形象的政治语篇,领导人的讲话在向他国交流信息以促进国家关系良好发展的同时,又希望通过此类政治话语于潜移默化中影响甚至改变话语接受方对传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认知,从而达到改变或提升国家形象的目的。鉴于此,政治话语引起了国内外批评性话语分析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如Fairclough,1992;van Dijk,1993;纪玉华,2007;辛斌,1996,2000)等。然而,笔者发现除了纪玉华(2007)对总统演讲做过比较分析之外,国内的很多研究倾向于理论评述和个案分析,对政治话语中的互文性进行比较的研究则更少。本文期望通过对中美政治话语中的互文性分析能够对批评性话语分析在跨文化交际领域中的运用做出一点补充,从而对语言运用、意识形态和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2. 互文性intearst 批评性话语分析(CDA)(也叫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CL)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关注语言中的权势关系和不平等,探索话语和社会文化形态之间隐藏的权势关系,揭露话语中的不平等、意识形态、不公正、歧视和偏见等”(纪玉华,2007:35)。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功能在于揭示语言使用、意识形态和权势之间的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对传统话语分析的延伸和扩展。所谓“批评性”,就是“对所研究的文本进行评价时,摈弃一切束缚”,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任何语言现象都应置于社会大背景下分析;第二,批评性研究揭露被意识形态掩盖的东西;第三,批评性方法不仅展示社会是什么样的,更说明社会可以且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最后,这种对社会的改善可能是革命性的,比如消除压迫乃至解放人类”(转自Hammersley,1997/2002)。van Dijk(1993)指出CDA研究的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就是要通过批评性分析文本将那些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还原并瓦解,从而使社会大众可能得到更多的益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语篇交织性”,该术语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语篇的一个基本特性,指一个语篇中包含他人的话语或其他语篇的片断。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文本中除了作者的声音,还存在其他人(一人或多人)的声音,这种声音出现的作用不一,来源广泛,形式也多样。Bakhtin把这种声音称为引语,他(转自辛斌,2000:3)认为,“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改造”。van Dijk(1993)也指出任何篇章不可能是独立的,而是复杂的社会或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辛斌(2000:3)总结为:“互文材料很少只是被简单地嵌入某一语篇,而是根据该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被重新加以利用,互文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考察互文材料在特定语篇中的语义功能和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 “互文”来源很广,比如生活常识、个人经历和观察、媒体、法律,等等。黄念然(1999:1)指出,处于互文性中心的是主体的欲望,而“互文”意味着主体欲望、历史、文本等语言学或非语言学、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指涉。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互文现象,代表的却是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Kristeva(转自陈永国,2003:1)如此阐述:“互文引语从来不是纯洁的、清白的、直接的,它总是被改变的、被曲解的、被位移的、被凝缩的,总是为了适应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经过编辑的。也可以说,互文引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互文现象在语篇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互文现象进行批评性分析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引述者的语言运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3. 跨文化语境下的互文研究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中美政治领导人演讲中的互文现象的异同。我们将探讨以下五个问题:1)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下讲话中的引述话语,即互文,源自哪里?话语发出方还是受话方?话语的原生产者又是谁 2)引述话语时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所引述话语发挥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3)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演讲中引述相对而言比较频繁的话语主要是来自谁的,是否存有特定的倾向性?为什么 4)演讲中的互文期望给受话一方带去怎样的影响 5)中美两国领导人对于互文的选取是否存有共同点,其目的是否一致? 本研究综合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对象为中美两国官方领导人(主要包括美国总统、国务卿和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在跨文化语境下发表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