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的立类研究.docxVIP

《马氏文通》的立类研究 自《马文通》出版以来，汉语动词研究一直是语法研究的重点。历代学者不断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无论是动词的立类研究,还是动词的下位划分研究,还是动词的句法表现研究,都有一些问题须进一步探讨。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有关汉语动词的立类问题。关于如何给动词的立类研究,既往做法有的从意义出发,有的从句法功能出发,有的依据形态。下面,我们对前人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从中总结得失成败,从而探索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 从意义上界定动词 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出版,奠定了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基础。他认为“义不同而其类亦别”,依据意义区分文言词类,并将动词(动字)定义为“所以言事物之行也”,又将动词分为外动(及物动词)和内动(不及物动词和状态形容词)。为了适应西方语法系统,他设立同动字(有、无、似、在)和助动字(可、足、能、得),“凡动字所以记行也,然有不记行而惟言不动之境者”,“则谓之同动,以其同乎动字之用也。有不记行而惟言将动之势者”,“则谓之助动,以其常助动字为功也”1。马建忠从意义出发建立汉语的动词系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关于动词的意义标准不能和西方语法著作依据形态划分的动词对应。“不记行而惟言不动之境”或“不记行而惟言将动之势”均与“事物之行”相悖。 《马氏文通》从意义界定动词的做法,被后代很多学者所继承。最具影响的当数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二者都从意义出发确定汉语动词。《中国文法要略》认为动词是三大“实义词”之一,他以“活动”作为确立动词的标准,根据活动的等级将动词分为四类:活动、心理活动、不很活动、简直算不上活动。吕氏第一次对跟动词相关的各种补词进行深入研究,这类似于当代的格语法和配价语法理论。吕叔湘先生的成就,正如胡明扬所评价的,“《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来的‘动词中心观’和有关动词‘向’的理论是对语法理论的重大贡献,比西方语言学界提出的‘动词中心论’和动词‘价’的理论整整早了十七年”。《中国现代语法》区分词类和词的运用——词品,并将动词的范畴意义概括为“行为”和“事件”。这种界定非常接近动词的本质。但它对事件的界定存在一个问题,即,把“病”这种表示状态的成分也归入了“事件”。王力看重词类的历史演变,重视现代汉语词类的来源。他指出,现代汉语的介词大多来自古汉语的动词,据这种来源关系,他把介词的“把”、“被”等称为助动词。王力是较为彻底的意义论者,他将当时同动词“是”“非”“为”“即”“乃”“系”等视为语法成分——功能词。这在中国语法学历史上的确是很有创见的。 《马氏文通》基本确立了汉语的词类系统,其后的各种语法理论大体沿自马建忠,虽有修修补补,都没有从大的框架上脱离马氏系统。《马氏文通》的意义标准还谈不上很成功,因为这个系统是模仿西方语法学的,西方语法著作如何归类,马建忠也根据概念的对应关系归入相应的类,对词类的本质尚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对于西方语法著作中词类系统所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反思。《中国文法要略》比《马氏文通》更注重理性思考,但没有触动原有体系;《中国现代语法》对原有系统有所触动,将系词“是”和比况词“象、似”从动词中分离出来,这都是非常正确的。但王力的论述不多,也没有引起后学的重视,而且王力对动词范畴的定义本身也有缺陷,很多问题还没能解决。由于意义标准不如西方语法的形态标准简洁,使后来许多语法学者坚决反对用意义标准,转而寻求别的出路。 二、 框架:依据语法功能划分词类 意义标准因缺乏可操作性而备受批评,以黎锦熙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寻找别的办法。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根据能否充当句子成分区分词类。他认为,“国语的词类,在汉语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在‘词义’的性质和复合的形态上虽有主要的分别,还须看它在句中的位次、职务,才能确认这一个词是属于何词类”,“国语的词类,‘词形’上既没有严格的分类,就得多从句法的成分上辨别出来”。这也无妨视为一种依据句法功能确定词类的方法。该书根据句子成分确定词类,以为“依靠句形”,能够“显示词类”。 黎氏希望像西洋语法一样有一种比较简明的操作办法确立和辨认汉语的词类。出发点当然好,但是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其结果自然是“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尽管如此,黎氏的论述中还是留有意义的影子,因为他明白“在词义的性质和复合的形态上”“有主要的分别”,他知道“词类是分别观念自身言语中的品类和性质”。虽然他主张依据充当句子成分的特点确立词类,但他对动词的分类沿用了马氏的“外动、内动、同动和助动”的系统。可以说,时至今日,从意义出发还没有解决汉语动词的立类问题,现行的研究基础还难以从意义上彻底解决汉语动词问题,但实践证明,离开意义无论如何解决不了汉语词类的问题。黎氏努力改变《文通》的词类观和操作方法,但又无法真正离开意义来分析词类。这就造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