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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城市变化与社会变化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变迁是这一严重变化的集中体现。城市的空间分布、城市内部布局、城市职能和类型、城市人口数量和结构、城市人口流动等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唐中叶至宋初有关的史料中(主要是诏敕和文集),有不少是关于城市新修或扩建的诏敕和文人为新城所作的记,我们可以从它们所提供的这些城市修建的原因和对修建的意见追寻由唐入宋城市的某些变化。 从唐初到北宋中期,城市修建工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唐前期,帝业初创以经营两京为主。第二阶段:唐后期,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唐王朝有效控制的区域缩小,外患内忧所需浩大的财政支出,往往使唐王朝经费捉襟见肘,因此无心亦无力对两京大事经营,基本限于修修补补,西、北方城市由于边防线内缩,夏、银等州成为正面防御吐蕃、回鹘、沙陀等侵扰的边防重镇,这些对长安有拱卫作用的城市以防御性修筑为主。一些具有割据性质的藩镇,自主修建扩建中心城市,最典型的是成都。第三阶段:唐末五代宋初,政治权力更迭,经济重心南移,城市修建的重心也发生地域性转移,南方有些中小城市发展势头强劲,显露出城市成长的新因素。 一、 第一阶段：唐朝初，皇室产业主要集中在两个首都 挡新开府京的一般工程 唐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略事扩建长安城。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十一月,雇雍州夫4.1万人,修京罗城,30日毕,计12.3万工;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筑京城,90日毕,用工不详。这是唐朝规模较大的两次修建长安工程。此后,如开元二十三年,修两京皇城及诸门、城墙等,应属于例行的修缮。开元以后,再无大工程。 开元时曾整修街衢坊市,整顿制度,禁止建楼阁、禁止临街开门、禁止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禁止随意种植、禁止在原有街铺建造房舍侵占禁街,说明坊市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原有严整的坊市已很难维持原貌,甚至御街也被侵占,原维持治安的街铺竟私造房舍,被私人利用。 洛阳城市布局和洛阳城市布局 宋人李格非在所撰《洛阳名园记》中对唐五代洛阳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段精辟的分析:“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淆渑之阻,当秦泷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18 洛阳盛衰既是唐朝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此消彼长的晴雨表,也是唐末五代宋初政治经济军事重心变化及转移的分水岭,南方和北方城市格局的变化也能从洛阳城的修建中透出关键信息。唐末五代宋初是洛阳逐渐衰落的时期,也是城市重新布局的重要时期。 隋初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洛阳逐渐繁盛走向极盛顶峰,修筑新城,扩建外郭,隋炀帝大业时放弃旧城修筑新城。唐高宗武则天时大事修筑,长寿元年,修神都等城门,修筑外郭(原罗城皆短垣),一直到开元末天宝初年,还陆续进行城墙、城门、罗城的修补工程。开元二十三年,修两京皇城及诸门、城墙等。开元二十八年,都畿采访使请整齐都城侵街墙宇。天宝二年(743),筑神都罗城号曰金城。 公卿贵族的宅第园林也使洛阳比长安更具情趣。宋人李格非曰:“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81,可见其盛。 唐长安、北都 太原城东、西、北三面环山,东西两山相对峙,构成天然屏障。城的南面临河谷平原,汾河流经其间。因而,“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之必争之地也”。太原雄跨盆地腹地,与京畿相表里相依托,居肘腋之地。“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又霍太山、高壁岭,北厄东陉关、西陉关”9275,四塞环绕,形势险要,成为中国北部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 武后天授元年(690)以并州宜置北都,改州为太原府。这是太原为府置之始,也是称北都之始。此时北都太原府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 太原府城,简称府城,又称州城,位于三城的西北部,为西城的主体部分,也是唐北都的核心。“府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内另有三个城:一是明城,二是新城(宫城),三是仓城。 第二个城:东城。因居汾河之东而得名。于贞观十一年(637)为李绩所建。 第三个城:中城。跨汾河之上,连贯着东西二城,也叫连城,是武则天时崔神庆所建。 后两城均为新的建筑物。总之,唐太原三城“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步,州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1003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定北汉之役,壮丽的太原被火焚水灌,化为废墟。此后,太平兴国七年(982)在距晋阳北30里外的唐明村重新兴建。 唐前期,关于地方城市修建的史料记载很少。 二、 第二阶段：唐朝末年，这两座城市的修复和扩建发展 亭馆推行之难 所有唐后期的有关敕令,都是围绕着如何恢复或维持原貌,包括坊市街道,也包括曲江这样的风景区。如文宗时曾下《听诸司营造曲江池亭馆敕》,主旨是恢复曲江,任诸司营造亭馆,“都城胜赏之地,惟有曲江。承平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