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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共空间与农民合作行为的关系研究农民合作行为乡村公共空间的三种维度以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微观考察为例 一、 合作组织生成之前的研究 农民合作组织是一个能够保持农业家庭流动的效率，并能够克服农业家庭流动的限制（黄祖辉，2008），这在提高中国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水平、促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义波，朱库金，2006）。因此,农民合作组织得到了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作为农民合作组织最主要的典型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仅仅四年之后,其数量达到了以前的17倍,发展速度可谓惊人(1)。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的同时,学者对它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但必须注意到,大多数学者习惯于从“合作组织”的视角展开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便确立了“农民已经进入一个组织内部并展开了合作”这样的一个理论假设(李义波、弓路沙,2011),对农民确定正式合作行为、建立合作组织之前的具体经过通常不做详细的分析。因此,在这一区间内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对合作社生成和运行的影响也不为人所知。对合作组织生成之前相关问题考察的欠缺可能基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大部分合作组织的成员主要为家族成员和(或)同村农民,他们具有较强的同质性,空间距离几乎为零;第二,基于第一点原因,合作组织成员之间具有天然的信任、充分的信息和传统的惩罚机制。从熟人社会的视角来看,以上两点满足了合作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2)。但是,从学者的研究(例如贺雪峰,2000;吴重庆,2002)中可以得知,形成熟人社会的条件在当前农村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因此,农民之间如何才能形成合作,就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前提。一旦熟人社会的预设条件不能满足,合作组织便不能顺利建立,因此,过去学者对该问题的模糊化处理在当前来看已经不太恰当的。这样,学者对农民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便成为一项极具理论意义的工作。 此外,一方面,从农民合作组织的数量上讲,中国各类合作组织不论是从总量还是从其所带动的农村人口数量来说,都处于低位或起步阶段。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2011年上半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入社成员3570万户,仅占中国农户总数的14.3%,即使是在合作社有所发展的地区,仍有大量农户没有加入合作社(潘劲,2011),相比之下,美国农业合作社成员数量则早在20世纪末就超过了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总人口数(1)。另一方面,从农民合作组织的质量上说,大量合作行为的发生是被动的,从而难以持续。潘劲(2011)指出,在已经成立的合作社中,又有相当数量的合作社不再运营,个别地区比例达到50%;在运营的合作社中,又有大量合作社表现出与现行规制不相符合的特质。因此,尝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成路径的探索和思考,对促进合作组织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社会关系的发生和伸展往往需要一定的公共空间(2),探讨公共空间,既有助于了解社群心态,又能为理解中国基层社会运作以及变迁的逻辑和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戴利朝,2005)。因此,本文以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微观考察为例,首先,探讨公共空间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联;其次,对目前西北地区公共空间的变迁及其特点进行观察和总结;然后,在对公共空间进行重新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资料,阐述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对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影响;最后,对公共空间与合作行为发生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得出相应结论。 二、 乡村公共空间:“社会资本”与“民主” 谈到“公共空间”,就不得不提及哈贝马斯,他对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咖啡馆、沙龙、俱乐部、杂志和报纸等大众交流空间和媒介的描述和分析使得学术界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并调动了学者研究具体公共空间的兴趣。其中,公共空间的外延与内涵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学术界本身对于公共空间就缺乏一个普遍认同和清晰简洁的定义(陈竹、叶珉,2009)。究其原因,主要是多学科、多领域的普遍使用以及同一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使研究者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处于一定程度的混乱状态。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公共空间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人们可以有限制或无限制地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另一方面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曹海林,2005)。目前,从中国社会治理和社会关联研究的学术指向来看,前者从政治学出发,受公共领域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或分析历史和当前的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或从公共领域的分析视角来探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民主和治理形态。后者则通过对公共空间这个不该被忽视的社会事实的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乡村社会中各种主体之间的关联程度、互动状况,以及人们的集体意识、共同意识;通过揭示“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来探究权威、秩序形成与变迁的机理和逻辑(董磊明,2010)。 中国的乡村公共空间,包括祠堂、庙宇、集市、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