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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青年非婚性行为、同性恋观念的比较研究 婚姻、婚姻、爱情和同志们的性观念的开放是当前社会的一个焦点，也是公众对年轻人道德价值观的担忧的原因。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中美抽样调查数据的比较, 全景式地描述中美普通公众在非婚性行为、同居、同性恋等问题上的态度以及中美之间的差异, 而且将20—35岁的青年人群与36—65岁的中老年人群做比较, 以期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眼下青年人的“性革命”。 本文分析的中国数据来自于200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在上海和兰州进行的“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观念和生活状况调查”(1)。美国数据来源除了文献资料之外, 美国的一手数据来自于社会普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 简称GSS)(2)和家庭与户的调查 (Nationa Survey of Family and Household, 简称NSFH)(3)。这两个全美抽样调查都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关于性的观念和行为的测量数据。而且, 上海与兰州的调查采用了与美国这两项调查非常相近的指标陈述和选项刻度, 为我们进行比较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因为中国的调查对象的年龄为20-65岁, 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样本中也选取20-65岁的样本进行分析。 一、 非婚姻行为的接受程度 (一) 双方女性个人的婚姻性行为倾向“不符/正常”的程度不同 在婚前性行为和青少年性行为方面, 中美都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青年人显著比中老年人更宽容。而且, 中老年人群的中美差异大于中美青年人之间的差异。在男女婚前性行为方面, 美国被访的总体态度倾向于“没错”, 而中国被访的态度总体倾向于“总不太好”。美国青年人认为“没错/正常”的比例是中国青年人的3倍, 而美国中老年人认为“没错/正常”的比例是中国中老年人的6倍。在青少年性行为上, 中美都是持“绝对错误”的比例最高, 但美国更显宽容, 青年人和中老年人认为“没错/正常”的比例分别是中国的13倍和18倍。 (二) 中国对前性行为的否定态度 在婚外性行为上, 中美都不存在代际差异, 即两个国家无论哪个年龄人群都是九成以上的人持否定态度。但相比而言, 中国对婚外性行为持“总不太好”的含糊态度的比例远高于美国, 而认为“绝对错误”的比例低于美国, 认为“没错/正常”的比例略高于美国。中国比美国的否定态度略显模糊, 这也许源于中国人处事的中庸态度, 不太愿意选择“绝对错误”而更愿意选择“总不太好”。这种模糊的否定态度同样也体现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人更强调婚姻家庭而非个人情感的家庭主义价值有关。 (三) 前苏联20世纪90年代前后 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性革命运动以青年人对婚前性行为接受程度大大提高为特征, 之后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持续走高, 70年代中期后虽然保持了更宽容的趋势, 但宽容趋势开始放缓。GSS的调查数据显示, 认为婚前性行为“总是错误”的比例从1972年的36.6%降低到1998年的26.4%(4)。且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及进入21世纪后, 该比例一直维持在25%上下。据其他抽样调查, 90年代后美国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的赞同度明显有所降低。不接受婚前性行为 (或只在双方打算结婚时才可以) 的青少年比例从1985年的20%上升至1995年的29%(5);高中生有性交行为的比例从1991年的54%下降至1997年的48%(6)。 (四) 中方是否会选择向婚姻而接受不忠诚的关系 相比而言, 美国人对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度始终很有保留。据GSS调查, 即使在性革命期间的1973年, 认为婚外性行为“总是错误”的比例也达69.6%, 80年代末反对态度迅速上升, 到1998年该比例上升至79.3%(7), 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保守趋势一直缓慢上升维持在80%以上。如何理解美国对婚前性行为宽容度上升但对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度却下降的趋势?中国人对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度为何会与美国相当甚至略显宽容?Thornton (1989) 认为, 正是因为婚姻不再是获得性满足的唯一合法机构, 所以人们一旦缔结婚约或建立同居关系, 就会对关系内双方的相互忠诚期望更高(8)。也就是说, 在个体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文化为主流的美国, 人们更强调婚姻满足个体亲密关系的情感功能, 一对伴侣要么忠诚要么分手, 不愿意为婚姻而忍受不忠诚的关系。但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境。中国人的婚姻不仅仅是夫妻双方的私事, 更是包括两个起源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 在社会保障缺位的情况下, 家庭网络对个体的经济保障和生活救助功能仍十分重要。因此, 中国夫妻离婚的社会成本和经济代价比美国要高很多, 这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增加人们对婚外性关系的忍受度。另外, 中国家庭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也可能会增加对不忠婚姻的容忍度。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一方面会导致父母为子女牺牲的意愿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