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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巴特》的社会影响 一、 对工人和鉴定人民的反抗 《跳舞妈妈》是英国作家西华坎克的第一部小说。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 自幼丧母, 由姨母抚养成人。1832年与惟一神教的牧师威廉·盖斯凯尔结婚后, 随丈夫长期生活在英国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 常与丈夫深入到工人的生活中。在丈夫的提议与鼓励下, 她于1848年出版了这部描写19世纪40年代英国产业工人悲惨的生活现状和与资本家作斗争的小说。 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棉纺厂工人约翰·巴顿的悲惨命运:约翰为人诚实, 勤劳肯干, 可仍然不能改变贫困的生活现状。由于生活条件恶劣, 儿子因营养不良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妻子因为其妹妹沦为妓女而遭受打击, 精神失常, 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剩下惟一的女儿也不得不去服装店当学徒。遭受了这一切的打击之后, 约翰渐渐明白劳动人民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于是他积极投身到工人的请愿和罢工活动中, 成了宪章派的积极分子。当工人的要求遭到厂主的无情拒绝后, 他们决定采取更有力的手段。约翰接受任务, 杀死了厂主的儿子亨利·卡森。小说另一方面以约翰的女儿玛丽·巴顿的遭遇为线索:玛丽天生丽质, 活泼可爱, 却爱慕虚荣, 幻想将来凭自己的美丽外表嫁到大户人家当阔太太。当青年工人杰姆·威尔逊向她求婚时, 她无情地拒绝了, 却爱上了厂主的儿子亨利·卡森, 而亨利只是贪图她的美色, 并无心娶她。玛丽很快醒悟, 真正爱上了杰姆。亨利·卡森恰恰在这时被杀了, 杰姆被怀疑为情杀的凶手, 玛丽在大家的帮助下, 费尽周折, 终于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杰姆的清白。最后, 约翰受到良心的谴责, 临终前向老卡森悔罪, 得到了老卡森的宽恕。玛丽和杰姆结婚, 一起去了加拿大。 二、 工人阶级在小说与家庭中的“男性行为” 在这部小说中,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通过敏锐的观察, 用细腻的笔触生动而翔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塑造了不同的工人形象, 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小说一出版, 就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将其定位为社会问题小说, 认为盖斯凯尔对工业革命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进行了最生动的描述。然而《玛丽·巴顿》也为读者展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标准体系, 一是工人阶级的行为准则, 以关爱和合作为基础;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行为准则, 以所有权、支配权和法律为基础。这样的划分和传统的男女两性的角色划分十分的相似, 不难看出在小说中, 工人阶级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的是一种“女性的行为标准”, 所以我们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解读这部小说。 小说一开始就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父亲同时也扮演着养育孩子的母亲的角色。玛丽母亲的缺失决定了约翰·巴顿的双重身份:在家里他是一位慈母般的父亲, 家庭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对于无产者来说, 家庭是他们惟一可以拥有的, 是体现他们个人成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地方。在这个层面上, 工人阶级如传统女性一样, 一无所有, 只有家庭和孩子;在社会中, 他是一个宪章派的积极分子, 为了改变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 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积极参与到请愿和罢工活动中。在这一层面上, 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只有劳动力。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约翰·巴顿和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时, 总会提到挨饿的孩子们。为了孩子能成活, 为生计而奔忙的工人阶级的父亲们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女性的行为标准”:养育孩子, 本着合作的原则和邻居们互帮互助。所以中产阶级认为父亲是决然不同于母亲并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观念, 在工人阶级看来并非事实。 为了说明日益加强的阶级对抗,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小说的第15章中用了弗兰肯斯坦和他创造的怪物形象。盖斯凯尔看到, 正是资本家创造了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使大批饥饿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 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那时的作品常用“无法言表”和“不稳固”等字眼来描述这些还不能应对新形势的产业工人, 而“无法言表”和“不稳固”也正是婴儿的特征。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最终要开口说话, 所以约翰·巴顿代表工会向工厂主请愿, 以及工人们将人民宪章交到国会以期通过, 都是新兴阶级要开口说话的表现, “孩子”希望“父亲”听到其声音, 做出答复, 并将其看作成人。但工厂主定然是要拒绝和工人进行对话的, 因为对话就意味着“父亲”承认“孩子”已经成人, 可以畅所欲言。但是“父亲”如果拒绝对话, “孩子”则会学到拒绝和反抗。这部小说清楚地指出, 工人阶级在从家庭中的“女性行为标准”转为在社会中的“男性行为标准”过程中, 从其“父亲”那学到了沉默和反抗。不难看出在阶级斗争中也交织了性别的斗争, 在父权社会中, 女性的社会领域几乎完全被男性所控制, 女性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女性在社会中是没有话语权的。当她们决定开口说话大胆表达自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