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南方与北方》和《玛巴特》中的女性形象.docxVIP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南方与北方》和《玛巴特》中的女性形象 19世纪的英国现实主义女性艾莉莎拉皮尔克（1810-1865）和她的前任简斯塔布赛（1810-1865）没有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狭窄的家庭、舞会、茶馆和社交圈子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女性视角下的时代变化，并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历史和社会河流中。她创作的工业小说《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描绘了工业革命过程中的阶级冲突问题,曾在当时的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不过,在很长时期内,她却被视为二流作家。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评论的兴起,有人开始聚焦盖氏作品中所包含的女性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内容,“然而在雷蒙·威廉姆斯等批评家眼中,她被说成是在拼凑问题,并采取了一种个人的、浪漫主义的态度来解决她所面对的种种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盖氏作品的大量重版及多卷本盖氏书信集的问世,出现了盖氏研究热潮。珍妮·乌格罗(Jenny Uglow)为盖氏撰写了一部极有价值的传记,简·斯宾塞(Jane Spencer)和凯特·弗林特(Kate Flint)先后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盖氏研究专著。2007年,《剑桥文学导读·盖斯凯尔卷》出版,其主编希瑟·格伦(Heather Glen)认为,盖氏的工业小说在今天读来已呈现出许多过去被忽略的新意。近年来,我国的盖氏研究也开始有所突破,不再像从前那样简单运用马克思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观来解读盖氏作品,而开始重视其社会理论、女性意识、宗教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但研究成果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盖氏笔下人物形象,探讨盖氏对女性与慈善关系的认识,为解读盖氏小说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一、19 中等阶级女性的慈善活动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催生了机器生产和现代工厂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已经普遍建立起来,社会明显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直接表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上。本来,自人类进入文明之后,贫和富的差别就一直存在。但贫富悬殊从来不象工业化开始后那么鲜明;工业革命产生难以置信的财富,同时却造成更大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赈济穷人,缓解无产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就会导致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因此,慈善事业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慈善话题开始充斥维多利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的小说、慈善团体报告、议会文件、报纸、宣传册、儿童杂志、访问指南、书信日志、传记、布道辞等,都有关于访贫问穷的情景描述。 根据英国的传统,妇女是慈善事业的主要参与者。早在中世纪,贵族妇女就有探视、赈济庄园和教区内的穷人,以及为贫苦孩子当监护人等义务,被称为“慈善贵妇”(Lady Bountiful)。后来,由于模仿贵族妇女符合英国社会向上看齐的风气,中等阶级妇女也纷纷参加慈善活动,并以此为荣。是否参加这项活动,一时间甚至成为衡量她的身份地位的标准。人们普遍认为,妇女较为适合从事慈善工作,因为她们天生富有同情心,能理解待救助者的需要。同时,由于维多利亚时代倡导“女人的位置在家庭”,女性是“房间里的天使”, 照顾他人是女性的主要职责,女性的慈善工作一般被视为她们对家庭义务的自然延伸。 19世纪女性的慈善活动主要包括探访穷人,分发救济物品,给他们阅读圣经,指导和劝告他们皈依宗教,动员他们的孩子上主日学校,组织母亲会议和缝纫俱乐部等。此外,女慈善家们还经常到监狱参观,向女犯人提供衣物和宗教书籍。有时,她们还组织募捐和义卖活动,把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作为义卖品。一些热心的女士甚至把她们写小册子、诗歌和小说等获得的稿酬捐助给慈善机构。在公众的支持下,女性慈善团体迅速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参加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的中等阶级妇女人数,无法作出精确统计,因为她们不拿报酬,所以开支记录本上没有她们的名字。现在看到的一些数字都是粗略和局部的。但即使如此,数量还是相当大的。1835年,伦敦的‘公理会基督教导会’派了两千名女志愿人员,每月两次去探访四万多户穷人。伦敦主教于1843年帮助创办的‘首都探视和救济协会’,一年之内就吸收了一千名女探视者,到1873年,人数已增至二千二百多名。L·M·哈伯德(L.M.Hubbard)在1893年估计,中等阶级女志愿工作人员有八万四千名之多……中等阶级妇女的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 事实上,慈善事业是19世纪英国中上阶层妇女所被允许从事的唯一“职业”。通过参加慈善活动,中等阶级妇女将自己的寄生生活部分地变为有益于社会的服务,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理财能力,增进了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产生了参与政治的兴趣和自信心。在救助穷人的过程中,她们开始努力纠正社会弊病,把政府机构、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司法体系、贫民教育、贫困问题、社会公益、医疗卫生等五花八门的问题,都纳入到她们考虑的范围之中,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例如,她们所提出的有关改善济贫院管理模式和改革监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