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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实体性思维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主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与超越对这一主题原有认识中存在着的樊篱息息相关。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是由当代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和制度背景使然。从方法论上看,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要为真正科学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深层次的矛盾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以在思想观念层面推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的展开,仍然必须继续超越目前存在于我们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中的樊篱。笔者将这种认识中的樊篱概括为:把“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混为一谈,并进而用被简单化了的“资本逻辑”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去涵盖国际社会关系乃至全球关系,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模糊的、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这不仅阻碍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认同、追求以及对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感悟,从而在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上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掣肘,而且也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态势以及重大国际形势产生误判。 一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既具有学术探索性,也具有民族性 造成上述认识偏执的原因,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惰性”。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实体性思维方式”,即撇开“关系”和“实践”,仅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看待事物,把实践中的主客体都视为可以直观的实体,同时又把不同实体属性间的差别绝对化,从而把它们视为相互独立存在的东西。“实体性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研究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承担者,自然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代表,并与作为资本主义唯一承担者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绝对对立状态。这样一来,一系列的误区和模糊认识就随之产生了。 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至少已被赋予了六层涵义: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民族国家基本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等概念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的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特征的社会;“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观念形态中的反映,它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学术探讨性(也具有民族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在某些民族国家初步建立后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既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旨在争取劳动人民群众解放的各种形式的变革活动,也包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各种旨在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就是对在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个民族国家中存在着的构成“未来社会”基础的物质的、政治的、文化的成分或关系的称谓;“作为民族国家基本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则是对民族国家社会性质的一种称谓(也称“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术语的这六层函义是有联系的,但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正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区别,否则就谈不上对它们之间联系的正确把握。 目前学界不少人在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时,往往不分具体语境和时空坐标系,把其所具有的六层涵义相混淆,特别是把“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混淆,故在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模糊的、不科学的认识。首先,我们在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基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国家”)来表述时,所强调的只是国家基本制度的性质,而不是泛指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因素都是社会主义的。当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而存在时,它所涵盖的内容就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了,其中至少包括三个成分,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厚根基的民族主义以及国家管理和对外交往活动中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其次,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发展程度问题。就我国来说,其内部还残存着不少封建的、专制的违反(或冒充)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因素和关系。因此,把“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在当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内部都存在着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确不存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