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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影响因素研究 一、 环境质量效应的存在性与合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各种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淮河的严重污染给人们不合理的生产活动敲响警钟之后, 我国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一直令人高度关注。环境质量所存在的问题, 不仅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了负面影响, 同时也逐步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腾飞的瓶颈。 目前, 在探索驱动环境质量变动的影响因素中, 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成为主要的研究视角。然而, 现有研究环境经济的文献较多集中于从相互关联的3种效应, 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角度探究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其中, 规模效应是指在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逐步扩大的经济规模对自然资源 (如能源、水、矿产资源) 供应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而资源消耗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物 (各种污染物如废水、废气与固体废弃物) 也随之增加, 从而导致环境质量的逐步恶化。结构效应是指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变普遍受配第一克拉克定律所支配, 而不同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表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污染相对较低, 而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污染较为密集, 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表现出先负后正的效应。技术效应是指随着经济发展对科技依赖强度的日益增强, 以及迅速增加的RD投资促进知识存量的逐步累积, 从而产生内生技术变化和诱导性技术变化, 前者通过增加资源用途的多样性, 使人类能够应用更有效的手段大规模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不断开拓新的产业活动与消费领域, 导致人类对生态环境更全面的掠夺;后者则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 加快对稀缺资源的替代和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 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 对上述3种效应的存在性与合理性进行检验。Grossman和Krueger (1995)通过对66个国家1979—1990年14种空气和水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指出, 绝大多数国家的环境质量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特征。Stern (2002) 采用非线性的污染物分解模型, 通过对全球64个国家1973—1990年SO2排放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 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全球SO2排放的增加表现出正效应, 而科技进步则表现为负效应。Dinda (2004) 通过分析已有文献中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依据和实证研究, 认为环境恶化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而经济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变动和科技进步是其主要因素。于峰等 (2006)基于Stern的模型, 对我国1999—2004年SO2排放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认为经济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变动加剧了我国二氧化硫排放, 而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则降低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李国柱等 (2007)借用Grossman的分解分析法, 分别计算了经济增长对我国工业“三废”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 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对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具有较大的潜力。 事 实上, 社会经济发展还通过环境政策、社会生活以及对外贸易等传递作用, 对环境质量的变化产生较大的间接影响。对于环境政策效应, 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环境污染主要是由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所造成的, 即生产企业没有将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对周边环境的损害计入生产成本, 而这一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过程, 一般需要政府部门通过法律法规和环境政策工具强制企业执行;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对美好的环境质量需求将逐步取代传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 优美的环境质量将被视为一种奢侈型商品, 以满足人们的有效需求。环境政策制订者也通过出台各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 维护人们的切身利益。就城市化水平而言,刘耀彬 (2005)指出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通过人口快速增长、资源过量消耗与地域迅速扩张等因素, 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显著的胁迫作用。首先,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物耗、高污染型产业的迅速增长, 以及交通运输流量的相应增加, 导致各种污染物的大量产生与排放;其次, 由于一些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以及对相关环境政策法规执行不力, 导致大量的生产、生活废弃物无法得以及时消除, 并由于扩散效应与累积效应而逐步演化为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对于外商直接投资, 依据“污染避难所”假说,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环境标准的制订上存在着差异, 一般来说, 发达国家制订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 使得在环境要素的竞争上, 发展中国家凭借其相对较低的环境门槛而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这一现象引导着发达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从而导致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