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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赐德与处罚中国古代赦宥制度的历史考察 原谅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处罚行为，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试图从古代赦宥的演变过程中寻求出其发展规律以及它与封建法制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赦宥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 德音、特赦及赦宥的起源 赦宥就是指免除或减轻罪犯的罪责或刑罚。从字义上看,“赦,舍也”。《说文》曰:“赦,置也”,意思是将有罪者放置之。宥,宽宥。严格讲来,赦与宥意义不同。赦的含义是免除,而宥则指减轻从宽。赦宥意义非常笼统。其实内部还可分类,如从赦宥的实施原因来分有恩赦、常赦两种;从赦的实施范围来分则有大赦、曲赦、特赦、德音、别赦等各种。恩赦是遇到非常庆典时皇帝以赐恩为名赦免罪人,范围极广,名目繁多,如践祚、改元、立庙等,但都是借庆典或某些特殊事件之机下赦,并无定时;常赦指寻常的或按常例进行的赦免,凡刑律中“常赦所不原”条开列的罪名皆不在赦免之列;“大赦者,不以罪大小皆原”,它是对于一定时限内的犯罪,不问已否发觉,已否结案,除有明确规定限制外,一律赦免,范围遍及全国;曲赦是指局部地区的赦免,其名始见于西晋泰始五年(269年)的“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文献通考》卷173曰“其恩霈之及,有止于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之地者,则谓之曲赦”,乃指不普赦天下而独赦一地数地之谓,如赦免灾区或帝王车驾所至处之罪犯;德音也是赦宥的一种,意即“减降”,《玉海》卷67载“复有递减其罪,谓之德音者,比曲赦恩及天下,比大赦则罪不尽除”,它是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减降罪人之刑,减降的具体情况要视诏书的规定为准,德音之制始于宋,“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特赦、别赦则是因特殊原因对一部分罪犯的赦免。除此之外,属于赦宥名目的还有录囚、赦徒等。 赦宥的起源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现存较早记载赦宥的文献主要有: 《尚书·舜典》:“眚灾肆赦”,“传:眚,过;灾,害也。肆,缓也。过而有害者缓赦之”。 《周礼·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尚书·吕刑》“五罚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 《礼记·王制》“赦从重……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凡作刑罚,轻无赦”。 可见,赦宥的定义是古今有别的,最初的赦是对犯罪中的过失犯罪、特殊情况、疑案及老弱病残幼的一种从宽政策,并不适用于一般性的犯罪。明代法学家丘浚总结说:“夫帝舜之世所谓赦者,盖因其所犯之罪,或出于过误,或出于不幸,非其本心固欲为是事也”,这时的赦“盖就一人一事而言耳,非若后世概为一札,并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也”。 后世意义上的大赦是从春秋时期鲁国开始的。《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丘浚认为这是后世大赦天下的渊源,这次赦宥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春秋》以讥讽的笔调录之。以前赦宥的只限于小过失为误,而这次是合并大过皆赦;以前赦令不过行于一人一邑,而这次却是在一国范围内行之。实开后世君主肆赦之先河。《史记》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楚国陶朱公之子杀人被捕,乃遣长子贿赂楚王的亲信庄生,请求赦免。后来陶朱公之长子背信要回了贿金,庄生非常恼恨,劝楚王先杀了朱公子,次日才下赦令。这个故事表明春秋以后赦宥已频见于史,不过这时的赦宥还缺乏周密的规定,虽有赦宥之行为,而作为制度尚未形成。 秦始皇刚毅戾深,急法不赦。但身死不久就爆发了农民起义。二世二年冬,为镇压农民起义,二世听从少府章邯建议,“大赦天下”。虽然这次大赦的主要动机是赦免郦山刑徒,但客观上却是天下皆赦,这是历史上封建皇帝的第一次大赦,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超乎从前。 汉代是赦宥之制的形成阶段。据徐式奎《中国大赦考》,两汉共418年,赦186次,大致前期赦少,后期赦多;盛世赦少,乱世赦多。文帝在位25年赦4次,而东汉灵帝在位22年赦21次,几乎无年不赦。除大赦外,特赦、赦徒、别赦、减等都已出现,虽无曲赦之名,而有其实,如汉高祖十年因大丧赦栎阳囚死罪以下(因万年陵在栎阳县境内)。到两晋南北朝,赦宥更是有增无减,据不确切统计,两晋157年赦116次,北魏45年赦9次,南朝178年赦146次,隋38年赦19次,唐290年赦174次,五代61年大赦28次(只计大赦),宋308年赦192次(见《中国大赦考》)。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从西晋到隋建立的300年中,由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法制不统一,社会动荡不安,赦宥泛滥。到隋唐两代大赦之用稍为慎重。五代丧乱,赦宥更滥,近则一年再赦,远则每岁无遗。宋赦典极烦,除大赦外,有恩宥、曲赦、德音,特别重要的是,宋代定下了三年一次的郊祀赦宥制度,这是皇帝到南北郊祭祀天地后所颁之大赦。宋以前皇帝祭祀时或赦或不赦,尚无一定。宋太宗曾就郊礼议赦,秦再恩上书反对赦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