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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商品与马克思的哲学 在《资本主义》的开头，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其中一些商品表现出了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7页)在这个开篇中,马克思一开始就将现实社会存在的“物”抽象为“商品”,并以此作为整个思考的起点。这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用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的表述来说,在这样的沉思中,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深入到了历史的维度中。(参见《海德格尔选集》,第383页)正是在这种理论视域中,才能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运动过程与形而上学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思想才能摆脱传统哲学所具有的纯粹逻辑的特性。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作为经济学著作的《资本论》的哲学意义,立即呈现了出来。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第121页)精通《资本论》的列宁在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之后,发出感叹:“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第200页)那么在《资本论》的第1章即商品章中,马克思又是怎样与黑格尔相关联的?在这种关联中,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又如何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何以能穿透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这个尚未得到深入思考的问题构成了本文的主题。在这个分析中,我力图展示经济学与哲学是如何成为一体的,这种一体化何以动摇了传统哲学的根基。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中,我们才能真正地意识到哲学自身的存在之谜,揭示哲学与历史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理论所需要的思辨力。 一、 结语:“物”是人类历史上的存在,是一个历史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7页)如果商品首先是一个物,那么,为什么不从“物”出发,而从“商品”出发?从“物”到“商品”并以“商品”作为哲学分析的起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近代以来的哲学,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虽然在思想理路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但都承认在世界中存在的“物”,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安置这个“物”,即将之作为经验认识的根源,还是作为认识所指向的对象。这种差异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即使是将“物”作为经验认识的根源,这种认识得以成立的可能性也有赖于一个理性健全的认识主体的存在,否则这种认识就不可能形成。同样,理性的认识一旦要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就不得不面对“物”,揭示其存在的方式和特点。 如果对上述的人与物进行抽象,就可以得出人与“物”、认识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外在对峙的关系,海德格尔将这种二元对立看作近代哲学对物性进行筹划的根基。相比于中世纪的认知方式而言,近代哲学这一模型的建构是一次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在于经验事实与概念原则之间的对立,正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无论是古代科学还是现代科学,两者都既涉及事实又与概念相联系;而决定性的事情倒是它们掌握事实的方式以及它们设立概念的方式。”(《海德格尔选集》,第847-848页)这种方式就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与物的交道方式和对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即将物变成了主体操控与筹划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经验论与唯理论都只是这种筹划的表现形式,它们以外在对立的方式完成了相互间的补充。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物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我们可以先不管海德格尔所说的物性的筹划能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只要物与人相对峙,在哲学上就会出现一个难题,即从认识论而来的对峙何以消解?特别是当康德将之转换为现象与物自体的对峙时,这个问题似乎达到了其逻辑的极限。 就这一问题的逻辑层面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之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路,那就是将人与物都置于一种流动性的辩证过程中,使他们成为相互的中介规定,推动理性向更高层面的发展,从而达到问题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现象与物自体的对峙被消解了,人类理性最后能够实现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解。这个流动的过程固然是理性的展现过程,但它本身也是历史的展开过程。虽然黑格尔拘泥于绝对观念对历史的统摄力,但历史成为解决哲学问题的场所已经蕴含在他的哲学思考中。而一旦进入到历史的场域,在当代社会,就会遭遇到源自于经济生活的“市民社会”,哲学问题首先就成为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考察与批判的问题,哲学所讨论的“物”首先就是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物”。 在这里,“物”的显现方式不只与认识的过程相关,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