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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语文教材文言文疑难点之辨析

一、各学派观点之详解

（一）春末郊游说

这是关于曾皙理想解释中最为主流的观点，也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魏晋时期的学者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东汉包咸的说法，对曾皙的理想表述作了系统解读，认为“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单袷之时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等之下，歌咏先王之道，归夫子之门也”。著名学者皇侃在《论语义疏》中也认同这一观点：“暮春者既暖，故与诸朋友相随，往沂水而浴也。”这种解读从文字表面的意思出发，描绘出一幅其乐融融、老少同欢的春游场景。这种理想更接近于道家的隐逸遁世，归隐田园，甚至有些吟风弄月的味道，并不符合儒家积极入世、为国为政的价值判断，却被多数主流学者所推崇。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皇侃为代表：“吾与点也，言我志与点同也。所以与同者，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论语义疏》）皇侃认为，诸弟子侍坐孔子之时，正值乱世，儒家济世安民的理想没有可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子路、冉有、公西华没有结合当下的社会形势来建构自己的政治理想，属于不切实际的空发议论。曾皙率情率性、回归自然、急流勇退的价值追求正好迎合了孔子于乱世中保持逍遥独立的心态，故而得到夫子的高度认可。

（二）上巳修禊说

这一观点最早出现于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论语集注》。朱熹认为：“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鲁城南，地志以为有温泉焉，理或然也。风，乘凉也。”按照古代风俗，修禊之事都在每月的“除”日举行，并不是确定的日子。早在《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有明确记载：“是月（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三月的上巳节正好暗合暮春之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各种疾病也逐渐滋生。因此，无论老幼，不分贵贱，成群结队、盛装出行，多在水边举行，祈请女巫主持法事，以杨柳枝蘸水的仪式清洗或者直接在水中洗浴，有涤旧荡新之意。朱熹认为，曾皙的理想所描述的正好是春秋时期上巳节的情景。但是作为理学大师，朱熹的解释又上升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层面，似乎有点牵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这种解释虽然流行一时，但是理学理论的阐释与上古儒家的审美取向已经大相径庭。

（三）雩祭求雨说

东汉哲学家王充率先提出雩祭求雨之说，对早期关于《论语》的诸多解释加以否定，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王充通过史学考证，认为春秋时期的鲁国曾在沂水之上设置祭坛，有舞雩台，专门用来祭祀求雨。他认为“暮春”乃是春夏之交，即将临近四月；“春服”乃是祭祀礼仪所用之服装，专门供给祭祀之人所用，春夏之交，第一轮养蚕缫丝工作已经完成，宫廷可以提供给雩祭求雨者相应的服装道具，基本条件具备，所以叫“既成”；“冠者”“童子”是专门负责祭祀礼仪的人，“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加起来正好是十二人或者十三人，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如逢闰年，便是十三个月，每个雩祭求雨对应当年一个月，十二三人对应一年各个月份的“治水龙王”。《春秋公羊传注疏》中也有翔实的注解：“‘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鲁人正雩，故其数少，复不言男女。”确定的雩祭人员、固定的人数搭配都暗示这是神圣而庄严的祭祀活动，由此也可以否定春末郊游之说不成立；“浴乎沂”，并非春游洗澡，而是“冠者”“童子”身穿祭服，互相连缀，排成一列在水中往来穿梭，蜿蜒前行，形似龙从水中腾跃。根据周礼的记载，上古先民祭祀求雨，已经有明显的龙图腾特征，且重视天地间的阴阳调和。“风乎舞雩”“风者，歌也”。王充认为“风”乃是动词，与《诗经》中的“国风”类似，有唱歌之意。雩祭求雨者按照周礼的规定，一边身着祭服连缀成龙行蜿蜒穿梭于水中，一边在祭坛舞雩台之上念念有词，唱诵赞歌，求得神灵之感应，期盼水神龙王护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咏而归”“咏，歌而祭也”。他认为“咏”也是祭祀求雨的基本程序。《礼记·乐令》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佐证：“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篪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可见雩祭求雨之时，念诵唱赞的礼仪极其烦琐隆重，以示先民之虔诚。“归者，馈也，咏歌而祭也。”

（四）其他小众之说

在以上三家主流学说之外，还有一些小众观点，也不乏独到之见解。第一种是“为师授业”说。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学者刘宝楠。他在《论语正义》中提出曾皙理想的表述是“此以童冠为曾点弟子，是鲁论之说”[1]。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曾皙所描述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乃是弟子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