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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中的“小人物”

摘要：本文以柳敬亭和苏昆生为例，说明小人物在叙事上的“功能性”作用、在反映《桃花扇》思想主题方面的价值和小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理想人格。

关键词：《桃花扇》；小人物

古典戏曲创作的高峰《桃花扇》塑造了活灵活现、形象丰满的小人物——如说书人柳敬亭、清客苏昆生、老鸨李贞丽、“纬星”老赞礼、“纬星”张瑶星……他们虽然是次要人物，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起着叙述上的“功能性”作用，而且其言行和最终命运反映了全文的思想内涵。

柳敬亭与苏昆生是众多“小人物”中最出色的两个。之所以将二者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两个人的经历、作用和品性相似，都是孔尚任心中同一类理想人格。

首先，他们的经历相似。苏昆生是清客，柳敬亭是说书人，均做过阮大铖的门客，知道阮大铖是崔魏逆党后都拂衣散去，人品均可谓高绝。离开阮家后，柳、苏与侯生、香君关系密切——一个是侯生的益友，一个是香君的良师；一个为侯生传书，一个为香君寄扇；一个为左良玉传檄，一个为侯生求援，忠肝义胆。最后，在张道士点破国破即家亡之时，两人便归隐，胸襟洒脱。他们生活经历和环境如此相近，志趣自然也一样高尚。

其次，他们在剧中的叙事的功能和反映思想内涵的功能相近。

作为“功能性”人物，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推动情节发展[1]。在《先声》中老赞礼归结道：“良缘难再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却赖苏翁柳老，解救殷勤[2]”。可见，柳、苏的作用之一是守护侯生与香君的爱情，“往来牵密线[3]”。《寄扇》一出中，侯生久避祸于史可法幕下；香君险被田弘抢去，撞头以矢志守楼，血溅桃花扇，两人的爱情似乎没有希望了。此时，苏昆生通过寄扇使两人再次建立起联系。不料又遭遇香君进宫，侯生入狱的祸事，二人再度分离。直到弘光帝出逃，囚徒四散，苏、柳“默契”地使得香君与侯生能够在张道士的白云庵重逢并了结尘缘。此外，柳、苏在“政治”上同样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他们“扭结着南京小朝廷与外镇武将两大阵营[4]”。第十出《修札》中，柳敬亭传书的义举使得左良玉这条副线成功与南京小朝廷这条主线衔接起来。而《辞院》一出中苏昆生送侯生到史可法在京寓所避难，便又将史可法引到观众眼前。自此，外镇武将与南京小朝廷中的昏君奸臣之间的矛盾便一展无遗。到了《草檄》一出，柳敬亭再次不畏“死多活少”，又承担起“传檄”的重任，将情节推向高潮——奸臣马士英等人和外镇武将左良玉等人的矛盾全面白热化，加速了南明政权的灭亡。南京小朝廷与外镇武将两大阵营的扭结，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更能全面揭露明朝灭亡是由于祸起萧墙，权贵官僚弄权腐朽，朝廷内外不合，忠臣孤立无援。

其次，柳敬亭和苏昆生在反映《桃花扇》思想主旨方面的功能相似。《桃花扇》研究者众多，主旨莫衷一是，下面是本文认同的说法。剧本的第一重含义是借香君与侯生的爱情悲剧，揭示明朝三百年基业瓦解的历史原因。早在《先声》中，作者就借老赞礼之口道出剧本是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5]”。冯文楼认为：“剧本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国破家亡后的人生虚无和历史悲剧感[6]”，因此对现实世界的幻灭，历史、人生虚无的思考是第二重含义。柳、苏的共同愿望和使命在情感上是守护香君和侯生的爱情，在政治上忠君爱国，尽其所能挽救明朝基业。但是，香君与侯生的爱情以悲剧告终，苏、柳所倚仗的良将忠臣一一失败，明朝基业毁于一旦……作者正是要借柳、苏愿望破灭表达出内心深处的历史悲剧感。再有，全剧以柳、苏和老赞礼同话金陵旧繁华，宁隐居也不愿出仕作结，表达出昔胜今衰的现实幻灭感，归结出历史轨迹与人生道路之虚无，揭示出入道和归隐才能解脱。

最后是柳、苏的品性。他们的相同点是人格高尚，可谓智绝，勇绝和义绝；而不同点是个性有差异。“智绝”是指柳敬亭和苏昆生身怀绝技，能够巧用才智解危救难。在第十一出《投辕》中，当左良玉觉得“兵丁饿的急，许他就粮内里[7]”有理的时候，柳敬亭假装饿急了，要不顾礼义到内里吃，暗示左良玉即使情况再紧急也不能造反。他发挥舌辩之长，句句讥诮左良玉的错处，巧妙地完成阻止左良玉下南京的使命。在《草檄》一出中，侯生入狱，苏昆生欲求救于左良玉却无门可入。于是，他急中生智，不遵军法，冒着生命危险高唱曲子，让左良玉回营途中发现他，才使侯生得救有望。“勇绝”是指柳、苏勇气过人，为了香君和侯生的爱情和家国利益，再危险的事他们都义不容辞去做。柳敬亭知道传檄一事，死多活少，但是仍然以一贯轻松幽默的语调说“倒是老汉去走走罢”，担下重任，差点被处斩。而在第二十七出《逢舟》中，苏昆生在河水中命悬一线之时，仍高擎书信，“为这把桃花扇，把性命都轻了”。“义绝”便是义字当头。我认为柳敬亭的“义”是大义，为的是国家利益。而苏昆生的“义”更多的是情义。董每戡认为柳敬亭“任侠侈雄辩,粗豪善解纷”，苏昆生“有侠义性格,但又不失谨厚笃实”[8]。正因为柳敬亭侠肝义胆，幽默善辩，所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