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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与传统媒介中的师的作用

根据北京市郊区、平谷区的实地调查，我们知道了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歌剧类型的北平调鼓，以及京东鼓与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京东鼓有什么旋律和历史渊源。中低调鼓起源于它的祖先，而与平调鼓无关的纠纷。

在2009年第二批北京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揭晓名单中,曲艺类,平谷调传承人——杜润启,而在调查中发现,平谷调在平谷本土发展的传承人中公认的元老级别的蔡连元老先生还健在,而拜在他门下至今仍活跃在乡间舞台上的嫡系传人是六十多岁的周柏如先生以及他的女弟子四十多岁的李金萍老师,周老师十六岁师从蔡先生,从小身患先天性视网膜疾病的李金萍老师也在十多岁就跟从周老师学习,至今三十余年间师徒二人几乎走遍了平谷及周围许多地区的村庄,在极其艰苦与简陋的农村街道上为当地农民表演,是平谷调本土传承的仅有的仍然活跃的但微弱的一支,然而在非遗传承人名单中出现的杜先生不仅经蔡先生本人证实从未跟从公认平谷调传承人蔡连元先生学习,据说也从未系统学习过平谷调大鼓,就稀里糊涂得到非遗保护及后续传承人培养的经费支持。当然个中细节与误会不得而知,但就这一一部分人看起来的出现在艺术界中的乌龙事件,正反映了艺术界的复杂性,这其中暗藏着某种超越艺术本身的关系,并且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关系——师承关系。

中国自古的学校不似西方的学校,一直以来讲究师承,这承一步步追溯到怎样的顶点也说不清楚。如今学习西方分门别类办学校,但如今依然看重着只取其表的师承关系,像赵本山、郭德纲以及娱乐节目里的“导师”就是延续自古的拜师学艺,古代的艺是匠人,而艺术家却又是当官入仕的文人,默默的近师与名声鹊起的远师,成为一个潜意识里的官方机制。民国时期艺术界成为虽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但拥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的一片世外桃源,拥有让众人信服的声誉与信仰机制。建国后西方学校的建立,冒名的学徒钻学校体制的空子,中国半生不熟的艺术界活脱脱也沦落到后现代艺术之死的西方语境中。

权且将蔡连元先生作为一个师承轮回的起点,他的艺术与声誉已是众人皆知,因此平谷调大鼓的传承之争必然与他的声誉有关,且不说在戏曲界这一子集的艺术界里,又怎样共同的信仰与评价机制,单单从身为蔡连元先生的嫡系弟子就无形中罩上了一层光芒,当然古语有云“师不必不如弟子”,但也并非一定青出于蓝就胜于蓝,而后一种可能在现代学校制度中概率就更大。可是在传统拜师学艺的师徒关系中,徒弟要么无名要么盛名,极少浪得虚名。

艺术家都不免是轻狂的,自恃才华,但也根本不存在没有老师的“家”,现代这种看似没有老师自学成才的神人完全是因为现代传播途径的改变,接受学习的时间与空间的极大扩展。传统师承关系的存留成为这个时代的活化石,也成为多元化时代的人性化发展的可能。师承关系能够极大的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改善机械化时代遗留的冷漠。

但师承关系同样也是对艺术与非艺术本质性区分的巨大挑战,一种声誉的确立与维系,不仅关乎信仰的传递,还是对艺术本质的精神上的肯定。平谷调大鼓在历史上经历了认同,形成了具有声誉的传承血脉,蔡连元先生在这一亚圈子里站稳了脚跟,他维系无论他自己还是平谷调大鼓的自律性,在传承人一事上必然应当慎而又慎,重而又重。

自古中国有文人气,就是一种久经考验的好声誉,他不是迂腐不是酸楚,却在现代性之中渐渐消失了,而正是这种文人气作为声誉的最好诠释,而在当今的艺术界的探讨中“声誉”又被曲解成另外的样子。当然这一隐藏的声誉却成为一个讽刺又真实的现代诠释“声誉”的例子。

木心就是艺术界中这样一种可能。不是黑帮里的拜把结会,不是官场上的乱认干爹,是为了不辜负艺术的教养。木心是林风眠的学生,林风眠的声誉在绘画界响当当,但木心却成为他在国内无名的学生,因为林风眠是作为他现代学校意义上的老师存在的,并未更进一步成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传统师承关系。

2013年5月至7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美术馆建馆50周年藏品大展,展示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千余件作品,不论有多大正统权力的偏好,却是一个时期主流的脉络。然而,这里却没有一幅木心先生的作品,当然,千余件作品也不能尽收这百余年的画家。80年代初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重新露出端倪,开始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声名鹊起”。却鲜有读者知道木心的名字,他究竟在不在乎这一席之地?“贝聿铭先生的一生都是对的,我的一生都是错的。”木心曾这样说过,不好揣测他是感叹?是戏谑?木心的一些绘画已被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收藏,他是被美国博物馆收藏绘画作品最多的华裔画家;他的部分散文和小说已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统一教材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