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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昭昔詹姆斯言》的诗学思想

方东树（1772-1851）是安徽省桐城市的一名学者。他是清末桐城学派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方氏在思想上继承桐城派的“道统”、“正统”观念,他标榜理学,著有《汉学商兑》、《昭昧詹言》、《仪卫轩文集》等,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话著作《昭昧詹言》中。

《昭昧詹言》共二十一卷,其中卷一“通论五古”,卷十一“总论七古”,卷十四“通论七律”体现了全书的价值取向,表现方氏对诗歌的基本见解和品评诗作的基本原则,并且贯穿到其余各卷的评论中。方东树论诗以古文之理论贯通于诗学理论中,他援引唐代文论家李翱的理论,认为诗同文一样包含文、理、义三个方面。他说:“文者,辞也;理者,所陈事理、物理、义理也;义者,法也。”[1:8]并且认为学诗之功“在讲求文、理、义,此学诗之正轨”。[1:7]诗歌的“文、理、义”的框架构成了方东树诗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而方氏正是在此之上建构了他的诗学体系。

一、注意诗歌的内容和诗人自己的培养

(一)方东树诗“兴象超远,浑然瞳也”,总览成诗“

方东树秉承儒家的传统观点,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他在《昭昧詹言》中多处提到这一要求:“夫论诗之教,以兴、观、群、怨为用。言中有物,故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之于君父、夫妇、兄弟、朋友、天时、物理、人事之感,无古今一也。”[1:1]“立言必关世教,或自写其襟怀,或酬答往来,或感物而赋,皆不诡乎正道,方不悖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教”。[1:502]他还说:“诗不可堕理趣也”,[1:381]“文章必以理胜。诗赋乃文之有韵者耳,亦文也。如《六经》义理之深微,诸史成败之炯戒,苟穷其旨,则议论纵横,滚滚不竭。”[1:502]方东树对诗歌内容同对文章一样,要求“以理胜”,也就是说他是以理学规范来衡量诗歌价值的。他在评王维作品时曾说:

辋川于诗,亦称一祖。然比之杜公,真如维摩之于如来,确然别为一派。寻其所至,只是以兴象超远,浑然元气,为后人所莫及;高华精警,极声色之宗,而不落人间声色,所以可贵。然愚仍不喜之,以其无血气无性情也。譬如绛阙仙官,非不尊贵,而于世无益;又如画工,图写逼肖,终非实物,何以用之?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乎?[1:387]

在这里,方氏肯定王维诗的审美价值,认为其诗“兴象超远,浑然元气”,“高华精警,极声色之宗”。不过他接着又说其诗“无血气无性情,于世无益”,因而并不喜欢。他认为诗歌要有风雅之旨和关乎世教。

(二)方东树的“立诚”说

第一是诗人的德行必须高尚,方东树说:“有德者必有言,诗虽吟咏短章,足当著书,可以觇其人之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古今不过数人而已,阮公、陶公、杜、韩也。”[1:97]诗歌是诗人之德的具体体现,从诗歌可以见出诗人的德性,学识和操守。方氏认为要具备较高的修养水平并不容易,古今也不过阮、陶、杜、韩等少数人而已。对于学诗者来说,关键就在于自己的德行修养,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学养,而只是在审美形式上学习他人,必然只是强学其词,为客气假象。方东树对诗人道德修养的要求,与理学家所应有的条件基本是一致的,他说道,“朱子曰:‘文章要有本领,此存乎识与道理。有源头则自然著实,否则没要紧’”,[1:2]“诗文与行己,非有二事。以此为学道格物之一功,则求通其词,求通其意,自不容己”。[1:2]诗歌的性情是主体性情的表现,那么诗歌内容的价值就取决于主体的人格高下,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叶燮、沈德潜等都强调诗歌创作主体的胸襟。不过,到了方东树,他对诗人这一创作主体的要求,已经上升到对一个理学家的要求的高度上。

在对诗人所应具备的主观条件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诗人之“立诚”的主张:“修辞立诚,未有无本而能立言者。且学无止境,道无终极。凡居身居学,才有一毫伪意,即不实”,[1:3]“要之尤贵立诚。立诚则语真,自无客气浮情、肤词长语、寡情不归之病”。[1:381]所谓“立诚”,就是说诗人在诗作中表达的情感是真实的,这是诗歌创作的内在要求。方东树既然坚持“诗言志”说,认为诗歌是“吟咏性情”的,势必要求情感的真实性。他还说:“古人著书,皆自见其心胸面目。圣贤不论矣。如屈子、庄子、史迁、阮公、陶公、杜公、韩公皆然。伪者作诗文另是一文,作人又另是一人。虽其著书,大帙重编,而考其人之本末,另是一物。此书文所以愈多愈不足重也。”[1:82]诗即其人,如果作诗文是一人,作人又是另一人,其诗作便没有真实性,是虚伪做作的,这样的诗文即使再多,也毫无意义,没有什么价值。

对诗人,除了道德上的修养之外,就是学识上的要求了。方氏说,“大约胸襟高,立志高,见地高,则命意自高。讲论精,功力深,则自能崇格。读书多,取材富,则能隶事。闻见广,阅历深,则能缔情。”[1:381]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名家,除了思想上的修养外,其在学识见地上的要求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