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及其成因.docVIP

试析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及其成因

摘要：隋炀帝是极具争议和话题的封建君主，其负面形象自唐至今由来已久。自李渊立国后追谥杨广为炀帝以来，在《隋书》《北史》《贞观政要》等史书中，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在封建时期统治者的价值观下被深刻描述。在《大业拾遗记》《隋炀帝艳史》等古代文学作品中，隋炀帝的负面形象被夸大。隋炀帝的负面形象在当代影视、文学作品中被进一步放大，并在广大的受众中产生深刻的影响。探究隋炀帝负面形象的成因，源于杨广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客观地讲，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其过错也是不可掩盖的，过大于功是评价隋炀帝的基本定论。

关键词：隋炀帝;杨广;负面形象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年）是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在前人修的众多运河基础上疏浚兴修大运河，营建并迁都洛阳;改州为郡，又改度量衡依古式;频繁发动战争，西征吐谷浑、三征高丽，滥用民力、穷奢极欲，引发全国范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导致隋朝崩溃覆亡。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4月11日，江都兵变之后，为宇文化及叛军所弑。

隋炀帝是极具争议和话题的封建君主，其负面形象自唐至今由来已久。《隋书》《北史》《唐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史籍无不对其好大喜功、縱情声色、暴虐无道、劳民伤财等行为大加伐挞，在史书的叙事文本中他是形象最接近秦始皇的一位封建君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后，我国学界开始一分为二地看待隋炀帝的是非功过，对其修运河、筑长城、建东都等历史功绩予以肯定。因此，无论是《隋炀帝传》《隋炀帝大传》还是《隋炀帝：生平、时代与遗产》等学术作品都体现了对隋炀帝形象的重新审视，在新史观指导下给予他较为中肯的评价，可以算是替隋炀帝“平反”。但也有学者将隋炀帝描绘成精力充沛、勤勉进取、深谋远虑的一代明君，笔者窃以为又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在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大业拾遗记》《隋唐两朝志传》《隋唐演义》《大隋志传》《隋炀帝艳史》等古代文学作品对隋炀帝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进行文学化塑造，或创造情节迎合读者。文学创作以历史人物和故事为原型，通过作者的创新性改造使之成为经典作品，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因此，笔者并非抨击文学作品对隋炀帝形象的“诋毁”或“丑化”及不同时期民间大众对隋炀帝的“误解”，仅就隋炀帝负面形象及其成因作一分析。

一、基于杨广事实的作为

隋炀帝之所以背负上“暴君”“昏君”之名，并非完全杜撰，不少的行为确有其事，千余年的史家评价，基本依据史籍记载而产生。笔者仅就其代表性的若干负面形象进行阐述。

首先，隋炀帝的弑父罪名难以洗脱。公元604年，隋文帝病重月余后去世，《隋书·高祖帝纪》并未记载隋文帝的具体死因，但篇尾的史臣评价中言道：“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1]55，意在指杨坚错信独孤皇后，废太子勇而立杨广，重用杨素等关键性决策的失误。《隋书·炀帝传》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1]60对隋文帝之死也仅是一言带过。《隋书·宣华夫人传》载：

初，上寝疾于仁寿宫也，夫人与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意谓献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柳述、黄门侍郎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张衡入寝殿，遂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闻上崩，而未发丧也[1]1110。

此段记载虽未明指杨广为杀害隋炀帝的直接凶手，无疑将隋文帝之死与杨广、张衡联系起来，杨素等人也成为仁寿宫变的帮凶，而引发隋炀帝弑父的导火索，是其试图对宣华夫人不轨，事发后隋文帝意欲召见前废太子杨勇。《北史·宣华夫人传》中亦有着几乎只字不差的记载。《隋书》关于此事记载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隋炀帝弑父的嫌疑始终无法洗脱，杨广仍然是谋杀隋文帝最有可能的凶手。

隋炀帝在位期间，征高丽、筑长城、修运河等重大举措，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史学界对隋炀帝的某些举措予以肯定，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如大运河的修筑，不论隋炀帝的主要目的是否为了方便其巡视出游，但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确属大功一件。但是，这些重大举措的背后，必然导致对民力的过度消耗，这也成为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征高丽等大规模军事行动，也体现了隋炀帝自负和穷兵黩武的形象……因此，隋炀帝的负面形象，与其作为有关，史书对他的记载和评价提供了基本事实和观点，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隋炀帝的负面形象首先来自于其不可否认的行为事实。

二、史书对隋炀帝过失的刻画

记载隋炀帝事迹的史书，年代最早者当属《北史》和《隋书》，此二者于唐武德年间开始着手编修，作者李延寿和魏征均由隋入唐，对隋炀帝的相关事件属亲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