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宝《搜神记》看六朝闽江流域居民信仰形态.docVIP

从干宝《搜神记》看六朝闽江流域居民信仰形态

干宝是一个著名的史学家，东晋初担任过佐著作郎的史官职务，撰写有《晋纪》一书，在史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志怪小说家，所纂《搜神记》被推许为“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从干宝的小说中寻索它可能“夹带”的社会历史信息，或许并没有太违背著者的写作旨趣。例如，《搜神记》的《李寄》《白水素女》二篇便颇能透视出六朝早期闽江流域居民信仰形态的一些特殊内涵。以往诸家解说，或有一间未达，今试作阅读札记二则，求教于识者。

一、《李寄》与闽江流域蛇信仰的衰变

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九有一篇关于“闽中少年英雄李寄”的著名故事，意蕴丰富，兹引录如下：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一作“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一作“祸”)。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阻，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cí，糍粑)，用蜜麨(chǎo，炒的米粉或面粉)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一作“指”)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1]

一般的解读，多偏重于褒扬李寄有勇有谋，为民除害，但闽中“土俗”崇蛇，原不以蛇为“害”，这篇小说的情节、场景，意蕴丰富，需要深入分析文本隐含的信息以求得正解。[2]东冶本是县名，西汉后期在闽江口附近设立冶县，东汉改称东冶县；都尉是郡级官员，文中却以“东冶都尉”为官称，这可能是因为，东汉末谋求割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进攻闽江流域的山越，于建安元年(196)后的十年间，先后在闽江中上游设立建安(今建瓯)、南平(今邵武)、汉兴(今浦城)和建平(今建阳)诸县，加上原来闽江口的候官县，时人或称“东冶五县”。孙吴政权在这里设置会稽郡南部都尉，先后任命部将韩晏、贺齐主事。景帝永安三年(260)，增设将乐县，不久又在会稽郡南部都尉的基础上设立建安郡，南部都尉和建安郡的治所都在建安县(今建瓯)。所以文中有“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的说法，明言都尉管区分置有多位县令或县长。与他人的志怪小说不同，博览群书当过史官的干宝讲述李寄斩蛇故事，叙及孙吴有关的地方行政制度、官称，自应有其历史依据。“东冶都尉”实即会稽郡南部都尉，当时之所以又俗称“东冶都尉”，当是由于南部都尉管区正好辖属上文所述的候官、建安、南平(稍后改名昭武，今邵武)、汉兴、建平五县及后来的将乐县和新的南平县，一般认为它们都是从两汉时期的冶县、东冶县演变而来。本则故事的发生地，即在闽江流域诸县，当时亦被称作“东冶”地区。

孙吴在闽江流域的建置沿革既如前文所言，则李寄斩蛇的时间，不得晚于南部都尉改郡之年(260年)，又不得早于将乐置县之年(260年)，而据干宝记述，李寄斩蛇之前已有九女逐年作为祭蛇的供物，那么，就主要情节始末而言，故事发生的时间约当公元250～260年(东吴大帝孙权赤乌十三年至景帝孙休永安三年)。但就事件的整个历史文化背景而言，实际上牵涉到更悠远的民间信仰传统。闽江流域很早就有崇蛇之俗，从干宝的记叙可知，一条大蛇通过托梦与人，或巫祝示意，民众每年“八月朝祭”，祭物从家禽、猪狗、牛羊层层升级，最后竟至祭以童女；奉祀的场所，原本直接“送蛇穴口”，后来依傍蛇穴建庙，庙渐扩大，设“庭”颇宽，这就要追溯到比九女献祭更早的时间。在这个历史长程中，当地的土著和客来的移民在是否接受崇蛇信仰问题上，亦即视蛇为神灵还是视蛇为妖孽的问题上，一直冲突不休。

吴春明搜集、考查广大华南地区以“蛇”为核心因素的信仰习俗文化的丰富表现形式，认为从文化类型学上可以大致区分为三类，即“正面”的蛇神，“反面”的蛇妖或镇蛇之神，“改造”的蛇神。所谓“正面”的蛇神，“是土著族群文化立场上的原生的蛇图腾、蛇崇拜形象，是华南蛇神的主体。这类土著蛇神大量发现于‘南蛮’‘百越’地带的史前、上古时期的考古文物中，在中古以来直到近现代仍见于黎族、侗族、傣族、壮族、畲族、高山族乃至华南‘汉人’的蛇祖、蛇母、蛇娘、蛇仙、蛇王、蛇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