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深层辨析.docVIP

《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深层辨析

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以它冰冷的真实叙述、富有激情的哲学性表达以及作品中复杂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被称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作者也因此而成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红与黑》的时代早已随着大革命的硝烟飘向历史的深处,但《红与黑》中的人物形象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现。于连复杂、矛盾、无法截然界定的多重性格,他在事业、爱情的拼杀中表现出的令人难以言说的情感纠缠和心理动机以及他在短暂的生命里程中骤起骤落的生命选择都让他拥有了超越时代的启迪性,让他成了《红与黑》当中最溢彩流光也最令人着迷的一部分。

从最原始的定位来说,于连·索雷尔是个平民出身的外省青年;而同时,他又苍白、漂亮、有头脑,好学深思、厌恶体力劳动,不甘居人下,决心出人头地。于连生逢的年代是波旁王朝复辟时代,这是一个一切荣誉和优雅只由两种东西——地位和财富决定的年代。于连的出身决定他除了平庸、木然的生活之外,他不能够生来就享有任何被称其为精神层面的品质。但是,自小接触到的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精神滋养着于连,使于连在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中野心勃勃,拥有着顽强的反抗意志。这注定了于连性格中个人奋斗的虚伪性和平民出身所决定的理想化的双重性。

但是于连的性格又决非仅仅只是如此简单的双重性。于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个人奋斗者和野心家形象。个人主义者是于连的表面形象,理想主义者是他的深度形象,个人主义与理想主义在于连身上悖谬地结合一体。于连在小说中的表现,是一种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发生、压抑、转折、高扬的过程。可以说,在这个曲折起伏的过程中,于连所有的个人奋斗行为,都为他理想主义的最终爆发做铺垫,形成了一种理想主义极端性的尖锐表现。于连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及所受的卢梭和伏尔泰的影响,使他的生命展开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起点。但他毕竟生活在复辟王朝的特定时代,阶级的偏见、矫饰的习惯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方式让他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往上爬,单靠勇气和才能未免太天真了。于连转而去追求教士的出人头地和贵族的权势地位。他烧毁了所崇拜的拿破仑肖像,还要当众咒骂他;他穿起架裟,加入最憎恶的僧侣行列,还要故作虔诚顺从,孜孜修道不倦……于连正常的性格被扭曲了,他变成具有强烈野心又为伪装藏起了真面目的人。在侯爵府上,他能以有礼貌的轻蔑、聪明的言词和勇敢的行为周旋于“漂亮的坏蛋和带勋章的恶棍”之间,也只是为了不失尊严;他为侯爵效劳十分卖力,甚至不惜为复辟势力出卖民族利益的黑会忠实记录并冒死送出情报。为了实现他所谓精神品质的需求,他几乎无所不干了。他受到重用,得到勋章,而且决心不辱没这份“荣誉”。就此而言,于连几乎已经进入了他所憎恨和反抗着的统治阶级行列里了。就像苏联文艺评论家布尔索夫在评述于连时写道:“将丰富的智慧和高尚的精神同无耻和伪善结合起来,这就是司汤达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雷尔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1](38)

然而于连并未变成统治阶级的成员,理想主义一直是他精神领域中的不死鸟。他的行动最终表明,其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反抗精神并未泯灭,而纯洁的天性也一直有力地支配他。枪击德·瑞那夫人使他的命运一落千丈,但这桩罪行的动机却正好可以说明他绝非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和卑劣之徒。因为他的怒火并不在于夫人的告发断送了他的前程,而在于毁灭了他对于她的信任和纯真感情;他不能容忍真诚情感的背叛,受不了寄托着他的美好理想的梦幻的破灭!正如李托正确指出的:“野心和虚伪只是于连·索黑尔性格的表面。……如果他只是一个庸俗的野心家,他就不会去杀人而断送自己的前程……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在教堂里,在星期日的盛大弥撒仪式上,正当神父捧起圣体饼这个最庄严的时刻——杀人,这就不是一个虚伪者的行为,而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的行为了。”[2](163)可见,于连本质上并不是野心家和虚伪之徒,其作假之举,不过为了显出峥嵘而自觉或不自觉采取的手段,或者如他自己所谓“是按照时代的精神行动”罢了。正如他在狱中所反思的:“我曾有那个有力的责任的观念。我为我自己规定的责任,无论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好比一根坚强的树干,在风暴中我可以倚靠;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但是并没有被风暴卷去”[3](655)“理想主义者”成为于连的一个重要标志。于连最终放弃上诉和忏悔,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控诉黑暗而迎向死亡,于连成为一个人们乐意看到的回归理想主义的天涯浪子。《红与黑》以于连的性格刻化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精神导师的倾向。

于连生命中的两次爱情也决非仅仅只是虚伪和野心的产物。《红与黑》描写爱情的独特在于爱情阴谋的伴随。于连的爱情的奇异和尖锐之处,是爱情从阴谋开始,这既包括于连自己的阴谋,也包括他人对于连的阴谋。一开始就是阴谋的爱情,最后却演变为真正的爱情,无论于连还是玛特尔都是如此,这既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又证实了阴谋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