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文人琴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成因.docVIP

汉晋文人琴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成因

古琴发展至东汉，不仅出现了桓谭《新论·琴道》、蔡邕《琴操》等琴论著作，还出现了三篇专门以琴命名的赋*汉代四篇以琴命名的赋，分别为刘向《雅琴赋》、傅毅《琴赋》、马融《琴赋》、蔡邕《弹琴赋》，除刘向《雅琴赋》为西汉赋之外，余三篇皆作于东汉。。这固然与东汉古琴的质地结构和时代政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除时间上的历史趋同之外，还表现为空间上的地域趋同。遗憾的是，在地域分布方面，学界多从古琴流派讨论不同地域演奏风格*《琴史》载赵耶利云：“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见(宋)朱长文：《琴史》卷四，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八，第16页；《琴旨录要》称：“中州派高古端严、宽宏苍老……浙派清和善俗……金陵派之参序有节、抑扬有纪，可谓得古韵之遗……虞山派，严氏之学，必体认清微澹远四字，得中和之用，应妙合之机”，见《自远堂琴谱琴旨录要下》，载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琴曲集成》(第十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2页。，但对于古琴所具备的超乎其他乐器的独特文化品格的形成，鲜有探讨。事实上，汉晋时期，以桓谭、嵇康、戴逵为代表的相铚文人琴家，以蔡邕、阮瑀、阮籍为代表的陈留文人琴家，以傅毅、梁鸿、马融为代表的扶风文人琴家，分别以其独立不惧、隐忍沉潜和逸气达生的地域文化特色，奠定了古琴在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