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分法变革论明清时代法律的连续性问题——以“雇工人”律为中心.docVIP

从身分法变革论明清时代法律的连续性问题——以“雇工人”律为中心

中国古代是身分制社会，与身分法相关的各种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明初“雇工人”作为法律身分首次入律，明末和清代前中期又多次制定和修改了相关条例。对此，中外几代学者曾展开过长期、深入而激烈的论战，积累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对律例细致的研读和分析，也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与归纳，还有对法律与国家关系的思考和解析。然而，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经典结论，都依然有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深入反思之处。

一、先行研究与问题意识

受雇佣工之人自古有之。尽管明代以前也曾发布过调整雇佣关系的诏令，但多使用“佣雇之人”“人家佣赁”等较为宽泛地划定调整对象的词语，而在律典中明确提出“雇工人”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一种法律身分进行规定，则是明代首创。尽管如此，《大明律》对“雇工人”的概念、性质和判定标准等却未置一词，*洪武七年颁行的《大明律》中并无专条对“雇工人”进行说明，律目中也仅有刑律犯奸“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条明确提及了“雇工人”，此条中，奴婢与“雇工人”的量刑相同。其他对“雇工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奴婢律中，处罚大多较奴婢轻。比如刑律斗殴“奴婢殴家长”条规定：“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若雇工人殴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者，杖一百，徒三年；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参见《大明律》卷二十，怀效锋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64-165页。这无疑给当时的官员和学者们留下了巨大的争论空间，各种意见层出不穷，但国家始终未做出明确回应。直到万历十六年，才终于颁行了“雇工人”新题例：

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高举：《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十刑律斗殴“奴婢殴家长”条，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第4册，第1599页。

学界在讨论“雇工人”律问题时，常将这一条例简称为万历新题例或新题例。该条例规定了“雇工人”以文契、年限为断，肯定了日雇、短工的凡人地位，将财买义男按照恩养的时间加以区别对待，不仅在法律领域意义重大，亦对社会中的各种劳动者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入清代之后，国家不仅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财买奴仆身分改革的新条例，新题例的内容也经历了三次修改，最终，乾隆五十三年条例确立了以有无主仆名分、是否为服役之人的标准来判定“雇工人”法律身分的原则，该标准一直沿用到了清末。

关于这一系列的身分法变革，中外的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展开了考论。从二战后到1990年代，国内学界早期的研究成果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视角下进行解读。经君健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他认为经典作家曾多次指出雇佣短工的特别地位，而新题例强调日雇、短工以凡人论处，是对经典理论的重要验证。到了清代，这一条例多次修改，乾隆五十三年条例更是“不论对中国农业雇佣劳动者法律上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还是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经君健：《明清两代农业雇工法律上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该论文原载于《经济研究》1961年第6期，署名欧阳凡修。他的论文发表之后，刘永成、罗芲及日本的高桥芳郎等学者均曾撰文回应。此外，李文治、魏金玉、蒿峰、黄冕堂、吴量恺等学者也曾先后参与到相关讨论中。*相关成果参见刘永成：《论清代雇佣劳动——兼与欧阳凡修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裘轼：《关于中日学者对明清两代雇工人身份地位问题研究的评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蒿峰：《明代的义男买卖与雇工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吴量恺：《清代前期农业经济中的短雇与资本主义萌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等等。总体而言，虽然学者们在对法条的理解、雇佣劳动的性质、农业和手工业雇工的身分性质等问题上有所分歧，但对明清身分法发展的连续性都无异议。需要指出的是，第一，80年代的研究成果有些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框架，对“雇工人”律修改过程的看法却依然延续了身分解放的思路。如黄冕堂认为，明律中的“雇工人”与唐代的部曲相仿，清初承明制，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多次修改，“使得‘雇工人’身份依循渐进解放的趋势获得了某种有意义的进展”。*黄冕堂：《清代“雇工人”问题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第142页。第二，罗芲的观点较为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