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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摩登”到巾帼模范

[摘要]月份牌画中的人物形象诠释着中国民众的生活转型，勾画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曲折轨迹。从“上海摩登”到巾帼模范，月份牌画及月份牌风格新年画中的女性形象极为突出，生动展现出时代女性的风貌。考察月份牌画及月份牌风格新年画中的女性形象，有助于了解女性形象在变革中折射出来的时代特质，了解美术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围绕女性群体展开的时代关怀，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女性主题美术创作建立更加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月份牌画新年画女性形象“上海摩登”巾帼模范

月份牌是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广泛流行、影响巨大的商业广告绘画。19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商业城市在中国的出现，西方商人采用月份牌广告画促进商品销售。印刷术和摄影术传入中国后，月份牌画的绘制从刻版印刷的传统年画中脱离出来，成为绘画、摄影和出版印刷相结合的现代艺术品。新颖动人的月份牌画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作为新型视觉传播和视觉消费方式风靡中国社会，构成了近代商业都市的现代性想象。

19世纪40年代前后，月份牌画已在广州、香港等通商口岸出现。外国商人和受商业文化影响的中国文人将绘制月份牌画的风气带到了上海。月份牌画伴随报纸、画报等现代传播媒体和印刷、摄影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生。早期在上海印制月份牌画的机构有英国商人创办的申报馆及其附设的点石斋书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少城市的博彩行业发展迅速，彩票行纷纷采用各种手段促销，其中就包括奉送当时颇为新奇的月份牌画，彩票行亦成为早期印制、发行月份牌画的机构。月份牌画除用作馈赠顾客、促销商品外，亦是人际交往活动中体面、时尚且很有分量的礼物。香港、澳门、广州、上海的商行通常会在年终时互赠月份牌画，收到月份牌画的商家还会在报纸隆重刊登《鸣谢启事》。

月份牌画是西风东渐、中外交流的产物。月份牌画出现之初受外来商业广告画的影响，通常字画兼备，中英文对照，类似西方的商业广告画。当时还有直接印制在布料上可供悬挂的月份牌画。上海开埠后，日本侨民聚集，将日本月份牌画带到了上海，日本“浮世绘”绘画风格渗透到中国画家绘制的月份牌画当中，影响了月份牌画描绘繁华都市浮世风情的面貌。为适应在本土进行商业推广的要求，月份牌画亦接受中国民间年画，尤其是历画和传统书籍插图的影响，采用中国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绘稿印刷。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月份牌画由本土传统的雕版木刻印刷转向西方传入的石版、铅锌版、铜版乃至珂罗版印刷，由雕版木刻印刷转向腐蚀版乃至照相制版印刷。月份牌画由采用本土传统的雕版木刻印制转向采用西方石印技术印制以后，工艺简单，成本低廉，视觉图像为民众熟悉，易于接受，月份牌画的生产更加便捷，流行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扩大。

传统年画、历画是乡土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心理、审美情感和消费需求的产物，月份牌画彰显的则是繁华商业城市中市民具有现代性的工商业文化心理、审美情感和消费需求。早期月份牌画虽多承袭传统年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但还是通过画面时间性的显现，将传统年画所不具备的现代性呈现了出来。传统的“农历”循环时间在月份牌画中被纳入“西历”线性时间所代表的“世界”时间之中，从而导致民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改变。[1]月份牌画用一种来自西方的现代时间表来表述传统的时间，从而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规则化的现代时间框架。现代时间框架的引入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时间意识，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空间意识，把他们从传统的缓慢的循环时间中抛入急遽变化的现代时间当中，亦把他们从传统的狭隘的“天下”空间抛入现代的广阔的“世界”空间当中。

上海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商业都市，苏州则是明清时期中国极为重要的商业都市。从吴派绘画到苏州年画再到上海月份牌画，这一历史发展轨迹非常明晰。月份牌画作为近代商业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样本，可帮助人们清晰看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彼时的多重互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月份牌画时装美女图兴起和流行。来自苏州的画家吴友如、周慕桥等人擅画人物仕女，绘制出众多的时装美女图。周慕桥为外国商行绘制月份牌画稿《潇湘馆悲题五美吟》《美女游春》等，采用传统绘画技法，结合西洋绘画注重明暗光影、具有立体效果的表现手段，绘制的美女图具有新意，颇受欢迎。郑曼陀、杭穉英等一大批优秀的月份牌画家继之而起，绘制出众多具有影响的作品，将月份牌画推到了全盛的阶段。彼时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印刷出版中心。新式印刷技术取代了木版和石版印刷技術，传统民间年画作风的月份牌画逐渐为适应新式印刷技术的新颖画法所取代。受摄影、画报和擦炭画照相技法的影响，月份牌画家亦开始采用炭精擦笔水彩画法来绘制画稿，并制成胶版机器来印刷彩色月份牌画。现代时间普遍而深入地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时尚流变即可展现现代时间的印记，不用再在月份牌画上标注日历年月来加以说明。越来越多的月份牌画不再突出日历年月，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