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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及其和谐关系的构建

祖先崇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维持在祖先崇拜下的和谐关系是人们面对生命中不同层次矛盾和困难的处理方式。丧葬礼仪、祭祖仪式和家谱制订的目的，是促进人与祖先神之间的和谐、人与宗族关系的和谐，以及自己的身心和谐，并进而推进社会整体和谐关系的构建。它们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怀和生存智慧，是我们坚持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基础。

祖先崇拜；丧葬礼仪；祭祖仪式；家谱；和谐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是一个祖先崇拜盛行的宗法社会，宗族关系是古代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构建祖先崇拜下的人神和谐、人与宗族关系和谐以及人之身心和谐，是维持百姓正常生活和加强宗族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问题。古代国家的重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民众生活的现实需求，促进了这些和谐关系的构建进程。在祖先崇拜的社会氛围中，民间的丧葬礼仪、祭祖活动和家谱中族规家训的道德教化对促进这些和谐关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古代丧葬活动中的和谐关系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养生送死，将养生与送死等量齐观。《孟子·离娄下》甚至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1］205死亡是人生的归宿，古代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非常具有人性关怀，他们制订了丧葬礼仪来处理死者的遗体，这既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也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在我国古代，丧葬礼仪极其繁琐复杂，所有程序有三十左右项。如明清以来徽州丧葬仪礼的基本程序及主要活动就包括有初终与报讣、沐浴、袭含、小殓、灵座、魂帛、铭旌、大殓、成服、吊奠赙、治葬、出殡等内容［2］132－137。人们制订这些繁琐的丧葬礼仪，一方面是对先人的孝敬，表示其不忍心轻易打发死者，以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同时也是表达对死者的一种敬畏感，祈望通过这些富有人情味的礼仪来讨好死者的灵魂，目的是为了保持人神关系的和谐。

生死事大。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对生表现出热切的期盼，虽然有人乐观地说“死亡也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恩惠之一”［3］225，但人们忌讳死亡、恐惧死亡，总是害怕死神会随时降临在自己和亲人身上。但不管人们如何畏惧死亡，死亡总会悄然而至。人们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有必要通过一种丧葬礼仪来缓解因为死亡所带来的极度悲伤和恐惧。因此，这样一套完整的丧葬礼仪不但是对死者的“礼遇”，其实也是对生者自我生命压力的释放。为了最大限度地表达这种对死者的“礼遇”，人们还会尽可能地寻找风水宝地以安葬死者。丧葬礼仪进行的同时，也是人们处理与死者关系的进程，表达了希望能与死者保持和谐关系的深沉观念。

人们对死后成鬼怀着恐惧，企图通过隆重的丧葬礼仪来缓解这种恐惧，促使情绪平衡从而得以保持身心和谐。人有精神需求，有了解生命意义的需要，在生活世界中也需要经常保持一种身心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就会容易陷入恐惧与焦虑之中。这种精神上的创伤除了外界及时的干预，其自身内心的调整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这种内心的调整需要一种信仰的、精神的力量来支撑，丧葬礼仪使得在古代社会生存困境和磨难中挣扎的民众获得了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获得了心理慰藉和情绪的适当平衡。

“在以往的几千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人都不认为死是生命的终结，而把它看成是人生旅程的一种转换，即从‘阳世’转换到了‘阴世’。因此，人从死去的这一刻起，也就意味着踏上了新旅途，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从死亡到丧葬的仪礼，即以此观念为出发点，葬礼被看作是将死者的灵魂送往死者世界必经的手续。”［4］181在民间丧葬活动中，一整套繁杂的仪式，如为亡灵超生、送行的仪式和丧葬用品的使用，为死者精心挑选的墓地，以及长盛于民间的厚葬习俗等，表明了中国民众不仅渴求现实生活的幸福，亦渴求死后永存、转生的生死观念。靳凤林先生指出：“生命面临最大的问题便是生死问题，对死亡的恐惧也是最大的恐惧。作为最高级的生命，人类不甘心走向死亡，不愿意承认生必有死这一残酷的现实，因而创造出了各种法门来对抗死亡，试图超越死亡，超越有限，达到永生。”［5］162－163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生死问题是人生中最大的问题，人们关于生死问题的长期思考促进了民间信仰的发展，而对生死问题的超越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功能，祖先崇拜下的丧葬礼仪正是人们从对这种生死问题的思考中所衍生出的手段，即以处理死亡的方式来寻求更好生存的途径。

在整个丧葬礼仪中，安葬无疑是关键的一环。古代人们以近似游戏的方式来对待丧葬，体现了在祖先崇拜情结下民众对生命的尊重和对鬼神的敬畏，这也是缓解人与鬼神紧张关系的途径之一。如在丧葬活动中，人们一般会通过一定的音乐或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内心悲痛情感，显示出古人“尚礼崇乐”的精神面貌。人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近似游戏且又庄严肃穆的丧葬仪式，紧张且悲伤的心理得到释放，心头的压力得到缓解，保持了情绪的平衡，所以“这种游戏方式的价值在于，使人们在一种类似游戏的场景或氛围中，轻松转移或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