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生态重建的水沙效应研究 - 副本.docx

一、引言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也是全球泥沙输移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全新世以来，黄河年均输沙量约为0.8Gt，而在20世纪中叶，其年均输沙量达到1.6Gt左右。位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植被盖度低、土壤抗侵蚀能力弱，再加上剧烈的人类耕作活动，千百年来一直饱受土壤侵蚀危害而形成千沟万壑的地貌，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图1（a）、（c）]。

图1黄土高原和典型研究区的位置与环境。（a）黄土高原位置；（b）研究区概况；（c）黄土高原地形分布特征；（d）1982—2010年间黄土高原生长季（6~9月）植被盖度变化幅度

为减轻水土流失，保障黄河安澜，新中国成立以来，黄土高原地区持续开展了以植树种草、整修梯田和建设淤地坝等为代表的大规模水土保持措施，尤以1999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草工程最为典型。在长期水土保持与生态恢复工程的作用下，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盖度显著增加，生态环境向好，引发世界关注[图1（d）]。过去50年来，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水沙输移变异显著，而其变异成因的解释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已有主流研究倾向认为人类活动是导致该区域泥沙输移减少的最重要原因。

水沙关系是流域内径流、侵蚀和输沙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受到地形、土壤、土地利用等诸多流域特征要素的综合影响，并易受干旱、山火、土地利用变化和水保工程措施等陆表扰动的影响。在河流输沙研究中，水沙关系常被用于表征河流输沙状态的改变。

因此，本研究以黄土高原中部的代表性区域（清涧河、延河和北洛河上游区域）为研究区，利用长序列实测水沙数据，构建流域水沙关系并分析其变异特征，探讨水土保持措施影响下流域水沙演变及其指示意义，以期为揭示黄河水沙输移的变异机制和黄河流域的可持续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材料和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黄土高原中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包含北洛河上游、延河和清涧河[表1和图1（b）]。研究区的选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的综合考量：

①研究区水土流失剧烈，位于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图1（c）]。

②该区最早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也是水土保持工作最富有成效的典型区域。1982—2010年间，该区植被盖度增加34%，远高于黄土高原其他地区的增加幅度（12%）[图1（d）]。

③流域上游是径流和泥沙的主要来源，对全流域的径流泥沙输移作用显著，并且水沙源头区的生态脆弱易受下垫面变化的干扰。

基于以上原因，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得到黄河流域主要泥沙来源区和退耕还林草工程核心区的重叠部分，即为本研究关注的区域[图1（c）、（d）]。研究区黄土层深厚且易受侵蚀，年均产沙在6700t·km–2?以上，甚至可达11100t·km–2?（表1）。基于1960—2010年的降水记录，该区域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500mm，降水年内分布极不均匀，超过80%的降水集中在5~9月份且多以短历时高强度降水为主，由此引发强烈的土壤侵蚀和剧烈的泥沙输移，河川径流泥沙含量可达1200kg·m–3?以上（表1）。因此，该地区的泥沙输移主要由极端水沙事件主导，其泥沙输移甚至可达年输沙总量的90%以上。比如，在1994年8月31日，北洛河上游经历极端降水，12h降水量达到383mm且最大降水强度达到120mm·h–1?，该次降水条件下，吴起、志丹和刘家河三个水文站的泥沙含量分别达到832kg·m–3?、787kg·m–3?和844kg·m–3?，且该次事件所引起的泥沙输移分别达到全年输沙量的58.5%、62.2%和55.6%。

表1流域特征与数据概览?

（二）数据来源

研究区的高程与地形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黄土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径流与泥沙数据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陕西省水文局下属水文站采集，并经校验后发布。本研究共涉及北洛河、延河和清涧河三条河流，采用吴起、志丹、刘家河、甘谷驿和延川五个水文站1960—2010年间的年径流和输沙数据。吴起、延安和绥德三个气象站的日降水数据来自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全球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数据集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Ames生态预测实验室，本文采用生长季（6~9月）NDVI指数的变化幅度来反映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建设的成效。此外，本文从文献中提取该地区水土保持措施累积保留面积以反映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强度。

（三）水沙关系曲线

水沙关系曲线可用于描述河流某一断面的径流与输沙之间的关系，也可用于反映不同时间尺度上流域的供沙与输沙模式，其常见表达为：

式中，Cs为含沙量（kg·m–3?）；Q为流量（m3·s–1?）；和b?则是拟合得到的水沙关系曲线参数。

相应的，输沙量与径流量之间也可用幂函数关系进行表征。在本研究中，径流量采用提出的标准化方法[标准化的径流量为实际径流量和全部径流量的几何均值（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