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词论中“性情”与“学问”关系的相倾与混融.docVIP

清初词论中“性情”与“学问”关系的相倾与混融

摘要：“性情”与“学问”是清词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贯穿了清词的发展历程。本文所涉及的清初主要指顺治及康熙初年，这段时期是词体振衰起敝的关捩，词学中兴的要诀均萌芽于此。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性情”与“学问”观展开研讨和评析，以期见微知著。清初各家各派对传统的“性情”论进行传承、拓展、修正与突破，但始终是以“性情”为本位；然而他们对“学问”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导致词论中性情与学问的关系或相倾或混融。清初词论中多元嬗变的“性情与学问”观，既是各家词派面对颓势寻求突破的表征，也是围绕是否接受“以学为词”而展开的群体对话。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流派演进的重要规律，而且可以在动态的视野中进一步深入探寻清词理论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清初性情学问相倾混融

“情性”原本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命题，后来被援用到词学批评领域。苏轼主张以词陶写情性，从理论角度对其创作行为进行认可和发扬的于北宋有张耒，于南宋有王灼，于金代则有元好问，至明代，沈际飞明确把言情视为词体的艺术特质。尽管他们并未揭“性情”一说，但就其实质言，即为性情决定论。他们认为词人的政治抱负、人格修养、身世遭际，亦即词人的主体条件决定了其词的内核。这种观念统摄词坛数百年，及至明末清初，词学批评渐趋于萎靡。为振颓起衰，各家各派词人尽其毕生心力进行承沿与创变，不断拓宽词体抒情的弹性空间，在抒情的附丽之壳中潜移默化地植入“学问”基因，以利于顺应时势且便于心绪的感发、回转、折叠。在当时扩容的词学理论中，性情与学问的关系渐次蝶变，呈现屈曲盘旋之态，它们或相倾或混融。发展至中晚期，词坛“以学为词”的现象渐趋活跃，与之相应，词学批评中关于“性情”与“学问”的探讨也逐渐热烈。由此可见，“性情”与“学问”是清词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石，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贯穿了清词的发展历程。换言之，“性情与学问”关系研究是考察清代词学的一个关键点，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流派演进的重要规律，而且可以在动态的视野中进一步深入探寻清词理论的发展脉络。

清初词论中的“性情”与“学问”观是多元嬗变的，且大多隐藏在词人们的只言片语中，并未形成体系，如何披沙拣金，如何不偏不倚地对其进行评介，是亟待深思的论题。然而目前学界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陈水云、孙克强等前辈的清代词学专著中虽偶有提及，但大多比较零散；沙先一和曹明升关于“学人之词”的论文中虽附带阐述过“性情”与“学问”，但他们的研究视域大多偏清代中晚期，换言之，目前学界尚无人系统梳理清初词论中的“性情”论与“学问”观。笔者不揣谫陋，对各大流派词论中的“性情”“学问”观一一列述，虽未必能窥一斑而见全豹，但当时词人关于“性情”与“学问”的词学思想确乎略备于此。

明末清初，面对陵谷变迁、文网甚密的惨痛境况，唱叹歌哭的强烈愿望，诗文罹祸的惶怖威逼，再加上雅擅词学等因素的复合助推，文人们遂将创作的场地由诗苑转向词场，以词写心，以词抒情再度泛出鲜活。填词创作的复苏，必然伴随着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词论重新活跃的态势是词坛长期凝定之后的复兴前奏。清初词论常常以批评明代词坛不良风气为切入口，流变发展的观念为其思辨立论的基本依据。在救弊振颓的突围中，流派纷呈，各家宗尚不同、取径不一，或南唐北宋，或南宋，或不主一格，但大体都是围绕辨词体、觅词统两个方向展开。在对词体词性的反思过程中，他们更加坚定了以“性情”为本的统序观；而为了词体可持续发展，他们又不断求新求变，渐进地接纳和包容“学问”对性情决定论的渗透。下面笔者以流派为纲，以词论为考察对象，着重阐述在民族矛盾颇为尖锐，清王朝对士人思想控制甚为严厉的形势下，顺治至康熙初词论中“性情”与“学问”二者关系的演变过程。

云间词派：性情与学问的二律背反

以“云间三子”——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为核心的云间词派奏响了词体复兴的序曲，随者云集响应，“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其门生遍布江南，形成“近人诗余，云间独盛”的词坛景观，西泠十子皆出卧子之门，陈维崧、朱彝尊早期词作亦有云间遗风，且余韵缭绕，数十年不绝。

云间派最初以诗扬名文坛，他们主张性情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因而对晚明各个诗派多有指摘，他们不满于七子“因情立格”论调下对法度的过分偏重；也不苟同公安派重“性情”轻“学问涵养”的倾向；同时又抨击竟陵派的刻意雕琢、艰涩隐晦。其次，他们对诗歌性情与表现形式的位列又有明确的界定，他在《青阳何生诗稿序》中说：“明其源，审其境，达其情，本也；辨其体，修其辞，次也。”也就是说，陈子龙以情志为本，形式为次。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他主张模拟古人，即“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性情与复古结合是其诗学理论的最佳范式。

相较于诗学理论，其词学理论中的“性情”与“学问”观颇为复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