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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列传》的园林书写

摘要：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园林一直是各种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所。然而，随着近代化的冲击，近代上海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园林的模样也在悄悄变异。通过对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出现的两种园林——“明园”与“一笠园”的分析，将发现它们分别代表着“现代”与“传统”。当以园林作为切入点，观察“明园”和

“一笠园”在文本内部运行的轨迹时，不仅可以观测到作家的个体抉择，还能探测到时代的信号。西方文明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地同时，传统文明已然从内部分崩离析，“明园”与“一笠园”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指向的都是现代化的足音。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园林书写；现代；传统

绪论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园林一直是各种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所。《牡丹亭》中，杜丽娘得知后园春色，偷偷前往，惊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生出一片赏春伤春之情，她的自我意识从这里觉醒，随后酝酿出一段“惊梦”之缘；《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最为典型，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湘云醉卧的情节全都发生于此，而且“大观园是曹雪芹用饱含感情的巨笔建造的理想国，是一个与神话世界相辉映的情的世界”[1]，大观园这一时空体也不断地被后世文人重复、仿写和致敬。晚清狭邪小说则承《红楼梦》之余波，由于“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2]，将这番故事置换角色和背景。在晚清狭邪小说中，最得《红楼梦》真传者，莫过于《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是由晚清文人韩邦庆所作的一部讲述十里洋场中妓女与嫖客之间故事的小说，主角虽是妓女与嫖客，但在参差的雅俗之间展现“通常的人生的回响”[3]。

《海上花列传》同样也有作为公共空间存在的园林，这当中既包括“展现穿梭其中的人物情态、生活状貌”[4]的公共园林明园，也包括自三十八回开始出现的私家花园——“一笠园”。前者是近代都市生活的产物，据史料记载，上海第一座公园是1868年建成的位于苏州河与租界区黄浦江西岸交汇处的公家花园，但这一时期的公园禁止华人入内，只对洋人，直到19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上海一大批私家公园陆续，其中就包括明园。[5]明园具有公共性和流动性，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而后者“一笠园”则是承袭传统的私人园林，只有被认可的人才能进入，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和内趋性，所有的人物都在一定的空间内活动，这使得“园林空间中的人物组成更具有稳定性，也就使得矛盾和感情都将得到更加明晰得彰显”[6]。这种私人园林的存在与我国古代士人的隐逸思想息息相关，在构建士人身份认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园”与“一笠园”好似分别代表着两种生活——现代与传统，但这样的理解好像过于符号化了，这是一部被鲁迅评价为“平淡而近真”的小说，该如何跨过宏大的符号去理解其中的真实？毕竟“现代”与“传统”是同时存在于一个时代，它们暧昧地纠缠交融。

明园在文本中一共出现了七次，有详有略；小说一共六十四回，“一笠园”在第三十八回出场，至第六十回尾声离场，在后半部一直以一个巨大的地理和文化空间统摄着全局[7]。笔者将试图以“明园”和“一笠园”这两个时空体作为观察视角，回到文本、回到文本中的人，深入其中确切的生活来理解“明园”与“一笠园”这两个时空体存在的意义以及所传递出的信息。

作为观察视角的园林

在以园林作为观察视角切入文本前，应先在宏观上把握近代上海休闲空间的流行是大势所趋并阐明同为休闲空间的园林之特殊性。

（一）近代上海休闲空间概论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下迅速成长为我国第一号新兴大都会，成为西方各国竞相争夺的淘金宝地。上海的繁荣带有强烈的外向性与速成性，它的经济一开始就依靠于对外贸易，其崛起的过程完全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输入。同时，随着政治局势急剧变化，上海租界成为拥有另一套管理体系的“国中之国”，与上海老县城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两个世界。而前者在外国殖民当局的掌控之下，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西方科技文明不断被引入上海，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剧烈的冲击，产生了令人震撼的天翻地覆的崭新面貌。新的政治经济态势与社会格局催生了新的休闲娱乐方式。时人曾将上海租界的各种娱乐活动归纳为“沪北十景”[8]，但也仅仅是沪上休闲娱乐活动的一角，由此可观消闲活动之纷繁多彩。而休闲活动的开展有赖于休闲空间的兴建，西人将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带到上海，并建立了一系列近代都市公共空间，比如最初为适应外侨休闲与娱乐而设立的咖啡馆、专卖洋货的百货商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起初为外侨提供休闲和娱乐的公共空间逐渐成为近代上海市民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小刀会起义和义和团运动之后，租界附近的乡绅巨贾纷纷涌进租界，租界内人口激增，申城的格局由“五方杂处”变成“华洋杂居”，海派文化（或可称为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产生了畸变，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