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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工智能法的多维规制体系
摘?要:法律和技术的互动关系始终是现代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安全风险预防和控制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然而,这种风险预防导向的治理范式在科技创新促进方面的作用存在局限性,仅能在技术应用违法性层面提供明确指引,避免科技创新发生方向偏差,无法直接作用于影响科技创新活动本身。而结合早年的科技法学研究来看,市场激励的治理范式能够有效在人才、资金、成果等创新要素层面促进创新。不过,市场激励范式存在市场失灵等问题,反而可能降低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纵观科技创新的社会实践发展,科技创新本身属于一个复杂性工程,单一的治理范式并不能有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而需要采取“风险预防—市场激励—创新资源保障”的综合治理范式。同时,还需要在立法层面实现从“技术安全法”到“促进技术创新”的重心转变,建构基于综合治理范式的“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法”。
关键词:人工智能安全?科技创新?风险预防?市场激励?创新资源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促使现代法学延伸出数字法学等一系列新型的法学研究模式,特别是面对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法学学者针对深度合成、算法推荐服务、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等常见技术应用方式,纷纷开始论证以预防科技滥用风险、规范技术应用方式和引导科技良性发展为目的的技术治理框架。其中,兼顾技术创新与技术安全显然成为绝大多数治理框架论证的法理基础。因为无论是ChatGPT、Sora等功能强大的新型人工智能产品,还是过去被学者们所关注的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均无法脱离“收益与风险并存”的客观规律。所以,如何在保障技术应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程度的技术创新成为法学学者重点论证的研究议题。
然而,在这种法益平衡论的视角下,技术治理的相关研究却产生了另一种研究趋势,即以各类技术风险类型为研究导向,建构各类技术安全风险规制体系。自《网络安全法》制定以来,国内网信领域的立法进程稳步推进,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应用等客体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当然,这种立法趋势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应急式立法”,其目的在于防止确保法律与技术之间的“落差”不会因为技术创新周期缩短而进一步扩大。[1]这种技术风险治理逻辑确实符合现代社会风险实践特征,并且,从法理层面而言,法律规范对特定技术应用方式的限定或禁止也能够促使技术按照合法合理的方式进行创新。但是,这种研究倾向导致了学界对“法律如何促进技术创新”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忽略。风险预防和治理属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应有之义,但不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全部内容。从近年来的网信领域立法成果来看,以“安全”为名的规范性文件数量激增,我国网信安全立法体系已经初步成型,后续的立法重心更应当回归到促进技术创新这一核心目标。在经历过短期的“立法空白”之后,信息技术创新所产生的风险类型已经基本能够被现行立法体系所涵盖,即便是人工智能技术,所涉及的数据安全风险、算法歧视风险等部分风险也可通过《数据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予以预防和控制。
时值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少学者基于立法时机已经成熟等事由主张建构人工智能技术的统一立法。这类统一立法若以“人工智能安全法”等类似表述命名,是否能够真正全面回应技术创新诉求,显然存有疑义。因此,重新审视和思考法律如何促进技术创新具有其必要性。并且,从技术安全到技术创新的重心转向不仅仅是通过增设政策支持性条款、鼓励性条款即可实现,更需要从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架构等层面,解释风险预防规则和促进创新机制之间应如何进行内容衔接。
二、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治理的第一类范式:安全风险预防
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法学研究大致可以以ChatGPT的出现作为两种不同研究重心的分界线。在“前ChatGPT时代”,学者们更关注的并非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人工智能技术底层的算法应用安全问题。在“后ChatGPT时代”,学者们开始将研究重心回归至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本身,并且更多地论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安全问题。
(一)前ChatGPT时代的研究路径:算法风险治理
在ChatGPT出现之前,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并未成为学界的研究重心,其原因是此前的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远远达不到目前的水平,且在商业实践中,虽然也存在不少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名的智能客服,但其实质是按照事前确定的固定模板向用户提供极为有限的回答内容。在技术尚未成熟或者尚未形成阶段性创新突破之前,过早地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路径或规制方式,不啻为缺乏社会实践支撑的“超前研究”或“假想式研究”。事实上,在研究初期,有关强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理论就已经存在并受到质疑。且不论强人工智能技术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仅凭技术层面的设想就建构一个法学问题,并提出“如果不提前预防就会导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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