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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逻辑审视

摘要：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经历了促进生产建设的政策价值取向期、服务阶级斗争的政策价值取向期、助力经济发展的政策价值取向期、凸显素质教育的政策价值取向期、强化“五育并举”的政策价值取向期等五个历史嬗变阶段。呈现出以下演进特征：在政策产生机制上，社会需求驱动政策形成；在政策价值目标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贯穿始终；在政策话语分析上，经济话语主导多元参与；在政策实施保障上，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动。瞻望劳动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劳动教育政策的设计规划应凸显科学性理解、目标确立应坚持政治性引领、话语规则应鼓励多元性参与、执行实施应注重系统性推进。

关键词：劳动教育政策；劳动教育；政策演进

在新时代，我国劳动形态变革加剧，劳动技能迭代加速，国家对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劳动教育政策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面临提升引领力、解释力、保障力的新命题。有鉴于此，梳理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历史嬗变，瞻望其未来发展趋势，对于完善劳动教育理论体系、推进劳动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我国劳动教育政策的历史逻辑

（一）促进生产建设的政策价值取向期（1949—1956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提出了“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在1953年以前，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文献中都鲜有提及劳动教育，说明此时劳动教育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自195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大批接受初步文化教育后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而不愿从事生产劳动。为此，共青团中央颁布了我国第一个劳动教育政策文件——《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奠定了劳动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基调。1954年，《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强调：“劳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1］指出绝大多数毕业生应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升学的只能是一部分。教育部、宣传部等多部门也颁布了系列文件，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绝对不可分离，要求克服轻视体力劳动倾向。经过多部门联合政策纠偏后，学校教育开始大量增加生产劳动的教育内容，1955年“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在全国中小学正式实施，我国初步建立起倚重生产劳动教育的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政策发展演进呈现转折性。劳动教育政策文件以1953年为分界，呈现出前少后多样态，体现了劳动教育从被忽视到被重视的改变，也映射出国家对教育发展中的阶段性突出问题，诉诸劳动教育政策的反思与回应。二是政策价值取向偏重政治性。政策文件将劳动教育定位为思想政治教育，赋予其建构社会秩序的功能。因为承载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政治期许，劳动教育的内容更侧重与工农业生产结合，以改造思想和发展生产为旨归，体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倾向。三是政策功能选择体现工具性。劳动教育政策出台的最直接原因是解决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政策背后则是对中小学教育目标及任务等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劳动教育政策在社会认知层面发挥了纠偏勘误功能，促成劳动教育正式“入课”。

（二）服务阶级斗争的政策价值取向期（1957—1977年）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2］，成为我国教育指导思想。劳动教育被赋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底色，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而备受重视。

1958年，中共教育部党组提出，要让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改造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我国劳动教育政策此时已带有明显的政治气息。为解决毕业生参加劳动的认识问题和教育经费短缺的现实问题，共青团中央适时发布了《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半工半读成为实施劳动教育的主要形式。劳动教育也因此被赋予多重价值属性，愈发受到重视。随后《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生产劳动成为学校正式课程，然而劳动教育出现了实践偏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错误解读为单纯地参加体力劳动、停课劳动。“以劳代学”现象逐渐在全国开始泛化，甚至异化为实施惩罚，对“黑五类”分子就地劳动改造。劳动的教育意义完全被政治斗争遮蔽。在此期间，国家虽也有过纠偏尝试，但并未取得实质效果。

在此阶段，劳动教育政策进入曲折探索时期，出现政策初衷与实际状态相矛盾的情况，主要体现为：一是政策原则的应然追求与实然结果矛盾，劳动教育政策原本旨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加速教育发展、社会进步，实际却因阶级斗争间接造成了学习与劳动的割裂，加剧了教育停滞、社会动荡。二是政策实践的社会泛化与方式窄化矛盾。学校层面的劳动教育围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无限扩容泛化至社会层面，而劳动教育的方式却过度窄化为生产劳动，甚至异化为教育惩罚，其育人价值丧失殆尽。此时的劳动教育政策虽因阶级斗争而迷失了方向，但对劳动教育的非正常强化，却为后续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助力经济发展的政策价值取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