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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解说对体育赛事传播影响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关于传播力的研究现状

西方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在西方传播学界中，人际传播是最早被西方学者所关注并进行下研究的传播类型，而在对于人际传播的研究中，“传播能力”是学者研究的关键词和焦点。关于西方学界对传播力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修辞学，修辞学中关于传播力的研究始于关注“有效传播的能力问题”这一问题。直至1966年，美国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戴尔·海默斯（Dell·Hymes）第一次正式提出“传播能力”这一概念，海默斯将乔姆斯基“知识的能力”的观点放到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研究，并从人机互动和语言学的角度将传播力阐述为传播能力。随后，西方学界对传播能力有了更深入更多元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对传播能力的定义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美国学者特伦霍姆与延森认为传播能力是指“一个人以有效而得体相宜的方式进行传播的能力。”即传播者有目的地以恰当的传播方式进行社会行为的实力。从能力发生过程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传播能力是个人认识和说出目标是如何得以满足的能力”。也有学者从场域配合的角度出发，认为“传播能力就是在给定的际遇里，交际性地适当地表现传播行为的知识的能力”，并强调了传播能力是个人有效地适应周围环境且不受时间影响的能力。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传播能力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传播能力是‘关系的参与者’对于使用互动赖满足他们的关系和个人需求程度的理解，以保持他们关系的可靠性。”虽然不同学者关于传播能力定义的看法各有千秋，但是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传播能力的核心特性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分别是“控制”、“适当”、“合作”。从上述的学者研究中可以看出，研究对象主要是作为人际传播的传播者个体，传播能力研究中的个体特征比较显著和特出。后来，学者逐渐意识到传播能力的有效传播部分，也逐渐将传播效果融入到传播能力的研究当中，传播力的概念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美国当代社会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2009）在《传播力》一书中从传播权力和传播效力的角度指出，在传播技术变革的推进下，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力量角逐的场域，力量被那些理解并能控制传播的人掌握。卡斯特尔将传播力理解成社会管理者通过传播手段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干涉的一种权力和力量。也有学者认为传播力是一种关于信息的能力，美国学者格拉汉姆·威廉森（GrahamWilliamson）（2011）认为传播力就是传播者与受众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能力，而传播者只有展现出一定程度的传播力才能达到高效的传播效果。综合上述研究可知，在西方学者关于传播力的研究对象最初为个体，并把研究焦点放在传播能力上。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中，有不断有学者为传播力的研究灌注新的内涵，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传播力的内涵。

在我国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中，“传播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清华大学的刘建明教授于2003年提出，他在《当代新闻学原理》一书中界定了“传播力”的概念，他认为“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复旦大学的朱春阳学者（2006）认为“传媒作为专业化的社会信息传播工具,其价值自不用说,也在于能够为社会之价值共享贡献多少力量。在我的理解当中,传媒这种实现社会价值共享的能力,可谓之传播力。”学者李成家（2008）认同“传播力也就是一个媒体的传播能力与传播效果。”的观点，并认为“传播力是传媒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也有学者将传播力的理论具体应用到地方性主流媒体的研究上，如强月新,陈星,张明新（2016）认为媒体的传播力与现实社会环境和受众群体有很大的联系。

目前，我国学界对“传播力”的概念还没形成一个较为清晰和统一的界定，对“传播力”的研究还处于成长探索阶段，但学者张春华（2011）所提出的关于“传播力”的四种论说，能够较为全面且清晰地对目前学界对“传播力”概念的研究和界定作梳理。张春华提出的四种论说分别为：一是“能力说”，以大众传媒为研究主体，认为“传播力”是传播者与受众对信心的编码和解码的能力，但过于强调传播者的“传播动作”而忽略了传播的其他可能性；二是“力量说”，此观点认为传播力是一种实力；三是“效果说”，认为传播力是个有价值的概念，其本质就是有效果的传播；四是“综合说”，即以上几种论说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界限或分歧，部分学者的界定就综合了以上两个或几个层面的涵义。另外，学者王悦萌（2018）在以上四种“传播力”的内涵论述基础上补充了一种说法，即“现象说”，王悦萌（2018）认为传播力是“传播引发的社会现象作为传播力强弱的表象。”此观点实质上是对效果说的延伸和补充。对于“传播力”的研究，学界不仅只对其概念的内涵和界定进行研究，随着社会经济和媒介环境的变化与发展，不断有学者将传播力的研究范围进行延伸和补充，例如有